瓷器,是中国的一大发明,也是中国历代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晶．中国瓷器在世界上享有最高的荣誉．英文里面“China”一词,有个特别的含义,那就是“瓷器”．由于中国造瓷最早,影响极大,外国人就称中国为“China”．由此可见,中国瓷器影响之深。

中国瓷器传入阿拉伯世界,也如同造纸术、养蚕那样通过“丝绸之路”,即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经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及巴勒斯坦等商埠．除了这条陆路之外,还有海路,唐代四大港(交、广、泉、扬等州),北宋三司(广、杭、明等州),南宋四大港(广、杭、明、泉),元代八大港(广州、泉州、漳州、温州、庆元、杭州、澉浦、上海)都是瓷器出口的大港．外销瓷离中国后,船经波斯湾、巴士拉、巴格达至埃及；或巴博、席拉夫、萨马拉至埃及．这是一条“充满艰难困苦的陶瓷贸易之路,”是一座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那么,这条路何时开通? 桥梁何时架起的呢? 这是一个至今仍争论不休的饶有兴趣的题目。

一曰始于公元7 世纪．《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1 年第3 期刊载一文“伊朗乃沙布尔出土的唐越窑碗”认为,从考古发现的可靠材料来推断,唐代前期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商业贸易扩大,作为新兴商品的瓷器大量行销印度、伊朗、伊拉克及埃及等地,阿拉伯南海岸和非洲东海岸索马里、肯尼亚、莫桑比克等遗迹中都发现有我国残瓷器。

二曰始于公元8 世纪．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著的《陶瓷之路》一书认为,从1912 年英国人发掘9 世纪最为昌盛的埃及开罗南部福斯塔特(Fostat,13世纪末逐渐荒废)遗迹,获得了若干唐三彩陶片和邢、越窑残器,还有刻划莲花、凤凰等纹样的残片中可确定这些瓷器年代最早的是8 世纪的唐代,所出土的中国陶瓷数量与其它遗址比较,还是占绝对的多数．这不仅是研究中国陶瓷、而且是探讨中世纪埃及和中国贸易极为重要的材料。

《中国的瓷器》一书也认为,在8 到16 世纪这800 多年中,埃及不断输入各种名窑陶瓷,而当中国陶瓷的新品种以优美的姿态出现时,不论在什么时代,马上就能仿制出来,如唐三彩、白釉瓷器、越窑青瓷等不一而足,当时中国的瓷器因其时髦款式而盛行于埃及。

三曰始于公元9 世纪中叶．阿拉伯商人苏雷曼(Sulayman)就是经过海路来中国经商的．851 年(唐大中五年),他写的一部游记讲: “中国人用陶造用品,透明如玻璃,里面加了酒,从外面可以看到．”瓷器既然被阿拉伯人欣赏称赞,运到阿拉伯去的一定有相当数量,且在人民大众中间享有显赫的声誉。

在对伊拉克北部的沙麻拉城这座九世纪中叶阿拨斯王朝的临时首都遗址的发掘中,曾发现了许多阿拉伯的瓷器,都是模仿中国瓷器制造的,同时还发现许多从中国运去的瓷器．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拨图塔在其游记中写道: “中国瓷器仅产于刺桐城(泉州)与广府(广州)．用当地山上泥土燔烧成炭．先在泥中加上一种当地特产的矿石,燔烧三日后取出,再泼之以水,使之发酵．优质瓷器,须发酵一月,但不宜再久．中国瓷器销经印度和其它各地,甚至运到我国摩洛哥．”

四曰始于晚唐五代．马文宽、孟凡人著的《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一文认为,从考古资料看,在非洲约有17 个国家和地区,200 余个地点发现中国古瓷,散布的地域广阔,数量惊人,瓷器种类丰富,延续时间很长．非洲发现的中国古瓷,包括了绝大部分唐朝主要窑口所生产的瓷种,对这些不同古瓷品种、窑口和年代的分析,可形成一个粗略的中国古瓷从晚唐到清代中叶的年代发展序列．晚唐五代瓷器的外销情况,在西亚文献中也有反映．如西亚学者贝哈基在1059 年(宋嘉佑四年)谈到“巴格达的哈里发柯伦·阿·拉西德统治时期(786—806 年,即唐贞元二年至元和一年),东波斯霍拉桑地区的统治者阿里·伊本·伊萨曾献给这位哈里发20 件中国御用瓷器及2000件一般瓷器．巴格达驿长伊本·考尔达贝在846—881 年间写了《郡国道里志》一书．书中提到中国几个名港,着重指出“中国出口货物中有精美的瓷器．”总之,从晚唐五代时期制瓷业的发展,外销瓷的烧制、海外贸易与海外交通的发展,国外瓷器大量出土以及国外文献资料等方面断定,在晚唐五代时期,瓷器作为外贸商品,已经大量地输往阿拉伯世界。

从现存的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来看,阿拉伯世界从中国传入瓷器不会早于公元7 世纪,但是,这个时期规模小,限于少数国家和地区,至公元八九世纪,瓷器大量地输入阿拉伯世界,形成规模效益,此说能否成立,亦是一个未知数．要彻底解开这一历史哑谜,看来还得有待于考古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潘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