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最早制造玻璃的民族是埃及人．据说在上古以前,埃及人采用苏打作溶剂的方法从沙中提金,偶而发现了制造玻璃的方法．那时埃及人制造玻璃的原料是一种纳和钙的硅酸盐类的自然物,通常取之于苏打和石灰石,比现代玻璃含有更多的铁和铝的氧化物,以及氧化锰和碱,另外还常有少许的镁．埃及人最早制造的玻璃器皿是乳色玻璃,它是用埃及被称为雪花石膏的方解石精制而成,具有乳白色的半透明性质．到了公元前1580 至前1314 年的埃及十八王朝时,埃及已拥有许多玻璃工人,能制造出各种透明和半透明的玻璃器皿和珠子。

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玻璃并非国内制作,而是由埃及辗转引进,这是科技史研究者已经达成的共识；但是,古埃及的玻璃是在何时传入中国的呢? 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在公元前1001 至前947 年的周穆王时期传入的．据《十洲记》记载,西湖曾经向周穆王进献被誉为“白玉之精”的玉杯．这种杯又称作夜光常满杯,一直被误认为是用祁连山玉(即酒泉玉)所制造．但穆王的夜光杯,即使不是完全透明的玻璃杯,也很像是用埃及乳色玻璃所造的雪花石膏杯,而祁连山玉多以绿玉为主．古籍所载的夜光常满杯,以“白玉之精”这样崇高的称颂来衡量,和祁连山玉这种砆玉实不相称．因此其来源应当是个遥远的文明古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当时只有以生产雪花石膏和玻璃著称的埃及才能相当．据此他们认为在公元前10 世纪,由居住在中国西北的伊朗语系民族进献的夜光常满杯,应是埃及用雪花石膏制成的乳色玻璃杯。

但不少学者怀疑此说只是一种假托和猜测．他们认为,近年来考古发掘提供的实物表明,南方沿海地区自公元前5 世纪以来,到公元三四世纪一直是中国玻璃制造的重要基地．广州至少在公元前2 世纪起,即已拥有自己的玻璃制造业,它的兴起很可能和印度有过技术上的交流．因为埃及玻璃要远销中国,不论陆路或海道,必须经过南亚次大陆,因此中国最初知道埃及玻璃,都从印度运入．这些事实表明,埃及玻璃制品大致从公元前2 世纪便已开始流入中国,一直继续到公元五六世纪．个别的可能早在公元前6 世纪,已有精制的埃及玻璃珠流入长沙了,因为在属于公元前五六世纪年代的长沙楚墓中已发现了埃及的蜻蜒眼式玻璃珠．从北方运进中国的玻璃大都经过帕格曼,由南方输入的玻璃大都由南印度、中南半岛诸国转运。

如果说在埃及玻璃何时传入这一问题上尚难达到比较一致的结论,那么在由此引出的埃及玻璃制造技术何时传来这一问题,同样存在着相异的见解．一种长久流传的说法认为是在5 世纪上半叶由大月氏输入中国．持这一说法的人认为,《魏书》卷102《大月氏传》曾经记载,在北魏太武帝(424—452)时,有个自称“能铸石为五色玻璃”的大月氏商人来到北魏首都平城(山西大同),在那里烧炼玻璃,获得了光泽胜过西方玻璃的成绩,并建造了一座可容百人的玻璃宫．由于大月氏玻璃工匠传授了制造五色玻璃的技术,使得当时的中国北方有能力成批生产彩色玻璃．这个精通玻璃制造法并贩运玻璃制品的大月氏商人,大约正好来自亚洲南部的玻璃制造中心塔克希拉,那里由于素来与古埃及的玻璃制造业交流技术,一直在玻璃制造方面处于先进地位。

与此不同的一种见解是,还在3 世纪时,我国南方与非洲有直接交通的交州、广州沿海一带已首先从埃及引进了先进的玻璃制造技术．东晋著名的炼丹术家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已提到了仿造埃及玻璃碗,使玻璃制品进入日用器皿领域．交、广两州的设置在3 世纪初,三国孙吴统治交州,公元225 年始分交州为交、广二州,从这以后,两地便开始有仿造埃及水晶碗的工场了．两州与埃及之间的贸易十分频繁,很早就接触到埃及透明玻璃的制作技术,因而很快便研究出埃及玻璃之所以比其它地区的制品精巧,首先取决于五种成份的配制．这五种成份就是硅土、苏打、石灰、镁和氧化铝,都有一定的配制比例．这与现代科学对埃及古玻璃的鉴定结果是相一致的．埃及玻璃碗由于它的耐高温性能,比中国玻璃碗更能适应骤冷骤热的要求,因而在当时具有更多的实用价值．广州玻璃制作业通过吸收先进的埃及工艺,便能按照埃及玻璃的配方,制造出本国生产的单色或多色透明玻璃碗．这一创举,使中国南方的玻璃制造业大步向前推进,远远超过了北方黄河流域的传统玻璃制造业．不过这种工艺上的突破和创新,受到了地理上和行业上的严重局限．埃及水晶玻璃制作技术传入广州以后,因销路不广而很快失传了．直到18 世纪乾隆年间才再次由欧洲天主教士传入宫廷。

由此看来,在古埃及玻璃及其制作工艺何时传入中国问题上要达成比较一致的结论,还有待于考古发掘的新发现及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努力．(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