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篇》根据四时气候的常变，提出了“必先岁气，无伐天和”的法时而治的思想。

《五常政大论》说：“圣人治病，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吴昆亦说：“岁气有偏，人病因之，用药必明乎岁气。”既然疾病的发生与运气的盛衰、太过不及有关，那么治疗亦不能忽视岁气的变迁。“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六节藏象论》）。一个合格的医生，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否则就有可能动手便错。

《六元正纪大论》谈到根据时令气候的不同而注意用药的宜忌。“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即无论是用药或饮食，都应与时令相适应，但如出现假象，则又不必拘泥，所谓“假者反常”。另外，该篇还记述了某些特殊情况的治疗，如“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即夏季有表寒证的，不能不用热药，冬季有里郁证的，也不能不用寒凉之品。不仅如此，《七篇》还根据六淫致病的不同性质为后世垂示了寒热温清的治疗原则。如《至真要大论》所说“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辛散之；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这些理论原则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后世的临床实践。李时珍《本草纲目》列五运六气用药式，其在卷一中还提出了“顺时气而养天和”的观点，他说“春月宜加辛温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人参、白术、苍术、黄柏之类，以顺化成之气；秋月宜加酸温之药，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这些均是对《七篇》“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治疗学思想的注脚和发挥。

总之，《七篇》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气候、物候、病候变化节律的模式，其中蕴含了不少可贵的科学见解和值得研究的课题，对当今的临床实践及医学研究仍具有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