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过中学，大学，看来好像是按部就班，从正规学校教育出来的。但实际上，我现在所掌握的一些知识或“本领”，主要还是靠自学得来的。我五岁时，就开始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那时读的是四书五经。辛亥革命后，县城设立模范小学，我父亲当了校长、兼教语文。由于他教私塾多年得到人们的信任，有些亲友坚持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我家来读书，所以我父亲在当模范小学校长的同时，家里的私塾还在继续办。父亲在学校忙，很少回家教书，我就成了他的“代职教师”。这个时期，我除了做家务劳动、教书，其余的时间就是学习。自己家的书读完了，就去借、去买。我家虽不富裕，但买书的钱还有，我父亲从来没有因我花钱买书批评过我。

我看的书范围很宽，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所不读，尤其喜欢阅读类书、小说。有人叫我小说家，不是因为我会写小说，而是因为我阅读小说多。在诗词中，我比较喜欢杜甫的诗。他的诗中许多是爱国爱民之作，这跟我当时的思想感情是合拍的。我喜欢读气势磅礴和有逻辑性的文章，对庄子、列子、左传、孟子尤其喜欢读，后来写文章，在风格上颇受其影响。我没有上过小学，英文、算术是借用弟弟的高等小学课本自学的，而且学得不错。

1918年我弟弟高小毕业，由于一个亲属资助，我同他一起去太原考中学。报考了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和山西省第一师范学校，都考上了。师范学校是公费，供给食宿、课本，每年还发两套制服，一件棉大衣。我家经济困难，就上了师范学校。

在师范学校时期，我继续大量阅读课外读物，到图书馆借书看，自己仍买书看。这时，我已开始给报社投稿，有新闻稿，有诗词，也有短篇小说、论文，有了稿费收入，买书就不困难了。每到星期天我总要逛旧书店。以后逛旧书摊、旧书店就成了我的习惯了。在北京，在上学、教书及办报的时期，我一直保持了这一逛旧书店、旧书摊买旧书的习惯，一有空就跑隆福寺、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那里的书便宜，而且常常可以遇到一些很好的书。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也经常抽空去逛神田区的神保町。那里旧书店很多，一到天黑，马路两旁就摆满了旧书摊。当时，日本人有个习惯，买书，看书，不藏书，因为家里狭小，没地方放，看完就卖。所以有时买的旧书和新书差不多，还便宜。解放后，我这个习惯还没有改。我家里存书几万册。同志们开玩笑，叫我“书迷”，其实着了这个“迷”是有好处的，我的知识、学问，好多是从旧纸堆中得来的。当然，不应当成为“本本主义者”。

1923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后，并不经常听课，主要仍是靠课外读书自学。

我学习的特点之一，是重思考，不太重记忆。在读私塾的时候，有“回讲制度”，就是在老师讲过书后，学生去复习两三天，然后，讲给老师听。老师可以根据学生“回讲”的情况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我在“回讲”时，常比一般同学讲得好。有人说我的记忆力好，把老师讲的话全记熟了，其实不是。我是用思考帮助记忆。由于听老师讲的时候，经过思考，完全理解了他讲的意思，所以就记得准确。因为我爱思考，所以不管读什么书，总愿意自己给自己提出一些问题，问一些为什么，并且喜欢做翻案文章，不固守陈词旧套，总想有所创新。由于爱思考，“学而后知不足”，想知道更多的道理，寻求更正确的答案，无形中使知识面愈来愈宽，使理解的程度愈来愈深。例如我读了朱熹的《四书集注》后，感到不满意，专找反对他的著作去读，特别喜欢毛奇龄的《四书改错》，它是专批朱熹《四书集注》的。这本书是我从亲属那里借来的。那时受印刷条件的限制，这样的书不好买，就自己用蝇头小楷抄了一本，现在还保存着。

我不喜欢宗儒的理学，认为迂腐不切实际，因而谈到顾亭林、黄宗羲、王夫之等的作品，像黄宗羲的斥君主专治为“天下之大害”，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顾亭林的“引古以筹今”，“因事以制宜”，和提出以“众治”代替“独治”等主张，都使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此后，进而爱读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颇受其改良主义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后，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最后，才摸索到马列主义，走向科学社会主义，共严生义的道路。

由于爱思考，所以我在师范学校的时候，语文、数学学得最好，写的作文每篇都“贴堂”（即被贴在课堂示范），数学，我对当时的“四则”题，能够用一种比老师教的算法更简便的方法演算。但音乐课和图画课就不行了，唱歌尤其不行。那时，上图画课老师除了教画画之外，还讲画学理论。在考试的时候，对于理论，我答得总是很完整、准确，可是一画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但我的音乐和图画的考分还不错，图画差不多可以得七八十分，音乐也可以及格。在文娱活动中，我从小就好下象棋、围棋、打纸牌、打骨牌，后来，还学会了打麻将、扑克，技术都不错，玩起来总是赢；元宵节打灯虎，我差不多总是一猜就中。此外，我没有其他什么爱好，像音乐，舞蹈，打球我都没有兴趣。有个小故事，至今还在熟人中传说着。我十几岁的时候，生活习惯是天一黑就上炕睡觉，天不亮就起来。有时躺在被窝里和弟弟口说着下象棋，可以一直下到终局，分出输赢。现在工作忙，没有工夫下棋了。

我学习的另一个特点，是注意联系实际。前边说过，当时，我们国家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的严重时期。所以从小注意“经世致用”之学。总想在书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尤其是从上师范学校开始，成了许多报纸的撰稿人，这就自然而然地使我更加密切注意现实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为了做出正确的判断，做出正确的回答，也就使我更积极、更自觉地去占有更多的知识。学习是为了“致用”，为了工作，为了战斗，为了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而为了工作和战斗更有成效，就需要更多地占有多方面的知识。学习、思考、写作，循环往复，互相促进，每一循环，就必然会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所以许多同志说我很“博学”，其实就我自己看来，我的学问是新闻记者的水平，博，也许是博，但并不怎么深，不怎么专，用古人的话说是，“袜线之学”不成系统。

人们常说“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还说，艰难、困苦，“常常成为砥砺人才锋芒的硎石”。我不是什么雄才，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共铲党员，但从我几十年的阅历看，从我自己走过的道路看，我认为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我好学，又注意关心国家大事，喜欢看报，看得多了，就产生了写作愿望。我的第一篇作品，是模仿《聊斋志异》上载的《念秧》，利用我们县里发生的一起类似事件，写的一篇《新念秧》。写好后投给《山西画报》发表了。从此，我就成了《山西画报》、《并州新报》、《庸风报》、《晋阳日报》的经常撰稿人，同时，还给各报做“访员”，做特约记者。因我的新闻稿写的真实，文笔也比较好，得到各报重视，所以，当《并州日报》的总编辑请假时，还请我这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去代理过总编辑。从此，我与新闻界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我国新闻界为读者比较注意的战斗员。

那时候，写一条新闻可得到一二毛钱稿费，诗、文、小说要多一些，这对一个穷学生来说已经不少了。后来，愈写愈多，我一个月就有10 多元的收入。这个时期，我不但完全可以解决自己继续求学所需的费用，而且还可以给我父亲一些接济了。

1923年我到北京上大学以后，担任山西《并州新闻》的驻京记者，每月工资15 元，有了固定收入。同时，我还给北京各报写稿，并给上海的、武汉的报纸担任特约记者。后来，给北京《世界日报》担任教育编辑、主笔等职，收入就更多了。1927年我加入中国共铲党后，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收入，接办了《国民晚报》，使这张报纸成了我党在北京地下市委的一个合法的宣传工具。

我怎么能从一个一文莫名的穷学生，到有钱办报呢？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我童年的贫寒的家庭生活。它使我从小养成了一种艰苦奋斗，不贪图安逸的良好习惯。

在初到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我虽然已有稿费收入，但生活习惯没有变。那时候，北京没有公共汽车，有钱人家的大学生坐人力车上学。我一直步行。我吃饭很省，当时一毛钱可以换21 个铜板，买一斤（16 两一斤）面，要16个铜板。我一顿饭吃半斤面，8 个铜板，再吃个白菜汤或豆腐汤，一二个铜板，两顿饭花十八九个铜板就够了。早饭就更简单了，喝一碗粥，吃两个烤白薯，一二个铜板就行了，一日三餐一毛钱！我后来办报的时候，同时在三个报工作，中午先去编《国民晚报》，边编边吃中午饭，两三个烧饼，一碗鸡蛋汤，一碟咸菜，偶尔有个荤菜。饭吃完稿子也编完了。再赶紧去《大同晚报》。晚上10 点钟后，再跑到《世界日报》去编教育新闻，后来是写社论，看清样，直到上了版，才回来睡一会儿。到早晨8 点起来，吃过早饭又去参加社会活动，每天还要抽空读书学习。一天到晚都是十分紧张地度过。记得有一次晚饭后刚睡不久，时间到了，匆匆忙忙穿上皮鞋坐上人力车去《世界日报》社，一进门，正在工作的萨空了等人都哈哈大笑，原来他们发现我左脚的皮鞋穿在右脚上，右脚的皮鞋穿在左脚上了！那个时期，每日都是三起三眠，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那时虽在生活上较艰苦，工作上也比较紧张，但也正是我受到的锻炼比较大、收益比较多、成长比较快的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