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羡慕那些一目十行的读者．英国有位教授,据说他在火车上看书,车窗外每掠过一根电线杆,他就能翻一页．国内也有学者,据说一家大旧书店的书,你随便指哪一本,他都能道出内容梗概．我人很笨,读书慢,近年又有随读随忘的毛病,这最要命!

我读的书,大致分这么几类: 甲类是业务上需要的,必得有目的有系统地去读——主要属我正在研究的问题的范围．乙类是为了欣赏观摩而阅读的．此外还有两类书,读法有些不雅．一类放在厕所里(作为丙类吧),另一类放在枕畔(作为丁类)．还有一种戊类,这大都是版式很小的书．每逢去医院或去车站接人,我必带上一本,为等候时翻阅．还有己类——根本不打算一页页地去读,纯然为了查找用的．特别是工具书,像中外百科全书。

甲种书,例如40年代我在剑桥研究英国小说时,手中的几套全集,我几乎都是逐页仔细阅读的．读这种书,我手中必有支红蓝铅笔,随读随划些记号．每读完一册,都写点笔记(但笔记本在1966年8月已全部化为灰烬了)。

乙类书,如古华、宗璞、戴厚英、邓友梅等位的小说,姜德明、贾平凹等位的散文．我特别喜欢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那套《诗苑译林》丛书,像普希金、拜伦、雪莱的诗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一本真被我爱上了的书,我可以读上许多遍．过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都德的《小东西》,都曾使我神往过,同它们有心心相印之感。

限于时间,阅读当代作品以名著为主．但有时不那么出名的书,却能给予我极大的快乐．例如苏联小说《船长与大尉》,我读了就比西蒙诺夫的“过瘾”．19 世纪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莫吐儿》一共不到100 页(还是少儿出版社出的),对我却像是浓缩了的狄更斯和马克·吐温,也那么幽默,真实,感人．而且姚以恩的译文多么上口啊!

枕畔,目前我放了广西出的《古代诗词曲名句选》、湖南出的那套《走向世界丛书》(尤其爱看钟叔河为每本写的序言)和一些游记；有解放前出的,如中华的《古今游记选》；也有解放后出的,包括陈舜臣的《中国古今游》．此外,还有杜渐、林真等几位的读书札记．我从小喜欢曲艺,所以床头还放了陈世和说的评书《聊斋》,雷文治等编的快板《西游》和十来本相声集,单口、对口的都有。

在厕所里读书,可不是好习惯．它往往是便秘的起因．但这习惯我已养成了多少年．在湖北干校时,限于条件,改过一阵．回来,又故态复萌．但30年代,我就是这么读完张资平的小说的．近来放的不外乎一些闲书。

文字工作者,身边应备有尽多的工具书．例如外文字典,许多人追求“新”的,我倒是觉得也应有些早年出的外文字典．这些对翻译经典著作,往往比新的更有用．另外,俚语、黑社会语、军事用语、法律名词等辞典,也应具备．工具书虽然不属阅读范围,但有时也可以拿来读．1981年有几个月,我坐在病床上．英国新出的一部带插图的《百科全书》就成为我的最佳读物．随便翻开哪页,都必然会有一两个耀眼的条目: 南太平洋某一小国少得可怜的人口,或者非洲什么行为古怪的稀有禽兽,而且读时可不费脑筋．在特殊境遇中读的书,就会形成一种特殊感情．它好像同我共过一段患难。

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种《文学小丛书》,如高尔基的《在草原上》,莫泊桑的《羊脂球》,版式小,便于携带,往往又是值得反复精读的名作．近年来,袖珍版的书偶还有所见,如姜德明的几本散文集,但成套的“小丛书”则不大见到了。

前些年,由于“大洋古”犯禁,也为了使自己头脑简单些,不少人视读书为畏途．那时提倡的,实际上是愚昧主义．如今,读书风气盛行,且不采取官定书目的办法,这是中华民族兴旺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