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出版社的人说,近年来一部销量可观的书是精装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再一打听,原来买主大多是新婚夫妇,而用途则是装饰新房。

最初听了,当然很不是滋味．倘若莎翁在天有灵,对他的遗著在80年代的中国所走的这种鸿运,必然深感痛心．可是想起另外一些只追求多少条腿和几大件的新婚夫妇来,又觉得这种雅兴未可厚非了。

小时上学走过朱门,经常看到上面写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有的是逢年贴出来,更多的是红地黑字漆上去的。

所以我从小就认定“诗书”是高尚的．人不读书,就没出息．大概我母亲当年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她宁可出去为人佣工,也一定要我读成书．我10 来岁上母亲去世,从此就寄养在一位堂兄家．初中还没毕业,他逼迫我辍学去当邮递员,我就同他崩了。

最早读的书,往往是强迫性的．那就是上私塾时读的《大学》．《中庸》．我后来又上了教会学校,因而除了“人手足刀尺”,还有(圣经》．现在谈读书,指的当然不是这些,而是课外自选的．甚至是偷偷摸摸读的．我头一本接触的这类书是《济公传》．那真是冒了挨板子的风险,放到书桌底下或藏在被窝里读的．我喜欢那位玩世不恭的和尚的仗义,也赞赏他的滑稽．1926年,我同新文艺作品结下不解之缘．那年暑假,我考上了北新书局的练习生．白天,我干的是校对．打包等活儿,还骑着自行车给印刷厂送稿,到作家(鲁迅．冰心．周作人,徐祖正等)府上去取稿,或面送酬金。

我应当感激北新的老板李小峰．那时他准许我下班后,晚上可以从门市部借几本书带回大兴公寓去读．我个人的读书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根本没人指导,什么《太平天国文件》、《吴稚晖文集》、《兰生弟日记》,甚至《性史》,逮着什么读什么．当然,在看鲁迅和冰心早期作品的校样时,我也一边校对一边读了。

最早指导我系统地读中外名著的,是杨振声老师．他不但教我认真地读了鲁迅、郁达夫、蒋光慈、沈从文、茅盾、叶绍钧的书,也把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屠格涅夫等介绍给我．他讲课总是慢条斯理,井井有条．一边讲,一边还在思索．而且他一向是先介绍作家生平和时代背景,然后才一本本地讲作品内容．他的讲课甚至使我对胶东口音也产生了特殊感情。

30年代初期的大学图书馆不但开架,而且开库! 暑假期间,我经常成天呆在燕京、清华或北图的书库里．那真可以说是徜徉于天堂．后来到了剑桥,就更便当了．书库里,一排排书架尽头,迎窗摆着一张张小书桌,桌与桌之间还隔着块木板,以免互相干扰．书嘛,随便从架子上拣．上午看不完,放在桌上,下午再看．甚至今天未看完,也可以撂在那里,第二天接着看。

参观一家图书馆,我首先要看它的卡片做法．70年代的一天,我去北图查看一位英国小说家生平的资料．拉开卡片匣,里面只插着一个分类卡: “文学”．天哪! 那叫什么图书馆．并不是西洋月亮特别圆,而是国外大学图书馆里,不但分类细,交叉卡也多．你找一个作家的资料,不但有专书卡,并且还有交叉卡告诉你,某部文学史或个人文集中,也有关于这位作家的一章或一节．我们的图书馆如今也有了研究员,为了给读者提供方便,希望尽多地搞一些交叉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