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搬过一次家。虽说在重庆住得并不很久，我又已聚积了满满4 书架的书。我叫了一个力夫来用箩筐挑这些书。他挑了几次还没有挑完，于是叹息着对我说：“你先生的书真多呀！”

不知怎的，他这句话引起了我许多感慨。我一边把包扎成捆的书往箩筐里装，一边自己在想着：

——我过去读过的书恐怕也有好几书架吧。但是，乱七八糟读的结果，到底得到了多少益处呢？许多读过的书，用今天的要求来衡量，不是差不多读了等于没有读吗？

搬家以后，有几个青年朋友来找我，恰好又问了我一些关于读书的问题。于是我想，我的一点读书经验是可以谈一下的。

说来惭愧，读了20 多年的书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盲目地读着的。那些时候，假若有人突然问我：“你为什么要读书？”“你读书的目的何在？”我会茫然找不到回答。那些时候，我还不知道任何事情都该首先问一个为什么。

在私塾里读《三字经》的时候。那书的顶上印得有画，也印得有诗。其中有这样两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唯有读书高呢，又另外有两句，可以用来说明：“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这是封建社会的传统的读书观：读书是为了做官。

虽说当时我还不知道所谓做官就是压迫老百姓，剥削老百姓，但这样的读书观也似乎没有给我多少影响。因为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做官的事情于我遥远得很，而迫切的需要解决的倒是如何过渡我那些寂寞的童年的日子。于是就自然而然地沉溺在旧小说里面了。

上了学校以后，一方面自然也有这样的意思，想从上学校以求自立，不再受家庭的束缚与限制；但另一方面，那种读旧小说的心境却继续了下来，就爱起中国的外国的文艺作品来了。这真是像鲁迅先生的诗句所说的：“无聊才读书”。因为脱离了现实与人群而感到寂寞才钻到书里；但越钻到书里就越脱离了现实与人群，越感到寂寞。那时候我读书就像一个酒徒似地，举起杯子来一口气喝干。而且我的标准也这样简单：能使我醉者就是好书，不能使我醉者就是坏书。

高尔基说，每一本书都像一个梯子，使他从兽类爬到人类。但我的经验却不大同一些。那些书啊，就是连那些最打动过我的书在内，并不都是梯子，并不都是直立着的，引我上升。大多数的书，它们连结起来倒像一个迷津，使我在里面摸索，苦闷。说得公平一些，这些文艺作品自然也给了我这样的好处，使我更加不满意现实。但是它们也给了我许多坏处，使我更加空想，脆弱，而且使我有了许多并不妥当的自信与成见：以为许多事情我都懂得而其实并非真懂得。

这或者也是一种读书观吧：读书是为了破除无聊。

不用说，为了做官也好，为了破除无聊也好，这些读书观都是要不得的。对于我，许多真理都开启得太晚，连为什么读书这个问题也在内。直到最近几年，我才知道一切书籍都不外乎是人类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说明，都不外乎是人类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总结或工具；同时我又才知道我们读书不应该是为了旁的，而应该主要地是为了用前人的经验和知识来提高自己，武装自己，以便去继续征服自然与改造社会。

把我的读书经验总结起来，这就是第一条：我们首先应该建立一种正确的读书观。

既然一切书籍都不外乎是人类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说明，那么这样的问题就发生了：是不是一切书籍的说明都是正确无误呢？

不然的。自然界的事物很复杂，人类社会的事物尤其复杂，就是主观上以寻求真理为目标的人，也未必他的著作都是真理；何况还有那样的集团，它以欺骗愚弄大多数人为保持它的特权的重要手段，当然更要禁止真理的追求，与传播。已经有了难于计算的年代了，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但直到400年前的哥白尼，才对于地球的运行以及它与太阳系其他星体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说明。而他的学说却为当时的教会所压迫，以至相信他的学说的布鲁诺竟遭受了监禁和火刑。

同样有了难于计算的年代了，人类从低等动物进化为人类。但也一直到前一世纪的达尔文，才对于人类的起源作了科学的说明。而他的学说产生后，虽然得到了各国的先进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拥护、支持，同时也遭受到各国的教会人士、反动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激烈的反对。

这些自然科学的真理的发现还不过动摇着宗教的统治而已，它们所受到的阻碍已是如此。至于近代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创立人，他们对于客观世界和人类历史的规律的发现，他们对于现存社会制度的矛盾的分析，他们对于建立新社会的道路的说明，更强有力地动摇着整个旧世界的体系。因此更受到了空前未有的残酷的压迫。一直到现在，差不多所有旧社会的学校里，进步的社会科学仍不能公开讲授。就是在出版方面，这类书籍也常常受到限制。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和政治环境里，反科学的和不够科学的书籍就自然会大量地产生，传播，而我们也就有很多机会和可能接受它们的影响。

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叫《吉诃德先生》，那里面写一个人因为读骑士小说读入迷了，就真的出门去当骑士，于是把客店当作城堡，把妓女当作贵妇，把风车当作巨人，闹了无数的笑话。许多反科学的书籍愚弄了我们，正如荒唐的骑士小说愚弄了这位可怜的吉诃德先生一样。

当我在私塾里的时候，我就不相信地是圆的，因为我所读过的经书里都没有这样讲过。

后来在中学里爱好起新文学来了，我读了一篇徐志摩记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的文章。大概因为这类文章刚好接得上我从前读的那些才子佳人小说吧，我居然喜欢，而且里面有一句话很对我有影响。那时曼殊斐儿问徐志摩：“你弄政治吗？”徐志摩说：“不。”于是曼殊斐儿说：“那很好，任何国家的政治都是肮脏的。”于是这句话就支持了、加强了我当时不关心政治的倾向。当然，我并不能把我长期脱离现实的原因全部归罪于这篇文章，这句话。然而，在人的某些关头，书籍和旁人可能给予的影响是很重大的。那时候我是那样简单，想不到政治也有着两种政治：一种的确是肮脏的，血腥的，为着少数人的统治；而另一种都是圣洁的，庄严的，为着大多数人的解放。而自以为是不问政治的高等华人和高等洋人，却其实是依附着那种肮脏的政治而生存的，一点没有资格自鸣清高。

的确，我们对于许多书籍都应该心怀警戒，笼统地接受，不加思索地信从，我们往往就会被愚弄的。

这也是一条我的读书经验：应该批判地读书，应该养成批判态度与批判能力。

批判，批判，这不是早已成为许多人的口头禅吗？然而嘴里说起来是容易的，真正做起来却并不容易。

就是反科学的书的作者未有不说他是在宣扬真理的。假若他能自圆其说，头头是道，那更容易唬住人了。

什么是我们判断它们的标准呢？

事实的考验是最客观的，也最无情的，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在当时看来，还不过是一种假设罢了，然而它经得住事实的考验。后来的望远镜的发明证明了它。后来的天文学家的继续研究也证明了它。“任何国家的政治者是肮脏的”这种的说法也未始不似乎有道理加之出于漂亮的女作家的嘴里，也许就更动听了吧，然而它经不住事实的考验。古代的政治，外国的政治不用说它，就以近代中国历史来印证。难道辛亥革命也是肮脏的吗？难道抗日战争也是肮脏的吗？这是说不通的。

而科学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被称为普遍的真理，也正是因为它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它的政治经济学说，它的革命理论，经过几十年历史的证明而更加光辉灿烂。

客观实践是真理的最后标准。然而我们不可能每读一本书都只有等待实践来证明，于是某些基本知识的获得和科学方法的掌握就成为很必要了。凭着正确的知识和思想方法，凭着不断的实际的运用，我们是可以逐渐养成，逐渐提高我们的批判能力的。

这里就牵涉到是不是有所谓青年必读书的问题了。曾经有人把他们自己打算研究的书开一长串作为青年必读书，后来为人所嘲笑。于是另外又有人主张随兴之所至而读，不必限定。记得似乎也是徐志摩，就有过这样的话：“我是怎样发现雪莱的呢，有一次我洗脚，随便抓起雪莱的诗集来看，于是就爱上他了。”我也曾经是这一派的读书家，喜欢文学就专门读文学书，而且甚至于喜欢哪一派或哪一位作家就专门读哪一派或哪一位作家的书。1930年左右，正是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在中国很为流行的一个时期。然而正因为它们流行，我就偏不读它们。这结果不用说是害了自己。因为没有起码的社会科学的知识，许多目前的事情都闹不清楚，以至走了许多冤枉路。就是在文学方面吧，也因为趣味的狭隘而知识不广，也至今说不上有研究。

因此，起码的进步社会科学知识，以及起码的新哲学知识，这是无论打算专门学什么的人都应该学的共同课程。在这当中，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武装我们的思想的重要武器。只要我们不是停止于词句的记诵，而是用它们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逐渐获得科学的思想方法。对于我们读书和做事，正确的思想方法的获得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这样的要求当然非旧社会的学校的功课所能满足。我们只有自己读课外书。凡是上过旧社会的学校的人都知道读课外书的乐处。假若我们能使这种课外读书更有方向，更有计划，那就将更有结果，更有益处。

这又一条读书经验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这样：读课外书，而且有计划地读一些进步社会科学书，新哲学书，这样来提高我们的批判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