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早期的雕塑作品,只有少数的鎏金铜像,如石赵建武四年(公元三三八年)的佛坐像和其他饶有古风的铜佛像,都是明显的域外风格．尚难据以了解这一时期的完整面貌．重要的作品是从公元四六○年以后的云冈石窟开始的．在发展上自公元四六○至五八○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第一期(公元四六○—四八○年): 昙曜五窟及七、八窟等．(2)第二期(公元四八○一五一○年): 云冈五、六窟及龙门宾阳洞．(3)第三期(公元五二○年前后): 云冈十一窟外壁、龙门古阳洞、炳灵寺等．(4)第四期: 南北朝末叶,麦积山及响堂山、天龙山各窟。

第一期,造像圆浑,不够精确,乃通体大体大面的表现,掌握统一的完整的效果．服装是域外式样,薄衣贴体,衣褶用阴线刻出．第二期,即冕服式装束,质料厚重的汉式长袍,衣袂飘扬．第三期,即瘦削形的秀骨清像流行的时期,长脸形,细颈,方肩,衣褶更趋繁复而规律化．第四期,即一方面,秀骨清像变为圆润、柔和,衣褶亦较自然而写实,但另一方面并未完全脱离第三期的基本形式(如麦积山),而同时又出现薄衣式的域外服装(如响堂山),雕造技巧较第一期细致准确、洗练,肉体的体积的细微变化,达到简洁优美的效果．此一新样式可能是画家曹仲达所代表的风格所引起的。

佛像样式上的发展,与造像的其他方面的发展是相应的．例如佛像的组合日益丰富,由一佛二菩萨,变为一佛、二罗汉、二菩萨；由三尊一组变为三组；由力士不经常出现变为经常有守卫的力士；这些变化说明以本尊为中心的佛教主题,逐渐以多种形象,日益复杂的组合方式而丰富起来．这也就是在不断的实践中,艺术家探求到加强主题与丰富主题的规律性的手法．同样情形的是洞窟的形式和布局,洞窟的布局正是实现上述佛像组合、加强并丰富主题的具体的形式,同时洞窟的流行的形式,最后确定为方形的平面,这是洞窟平面布局日益中国化的演变结果。

佛教形象的汉化,在公元五○○年前后完全成熟．早期佛像的样式是根据外国佛像的粉本．最显著的特点表现在服装及装饰上,以及由佛教经典所规定的眼、鼻、口、发、手势的形状上．而且主要的佛像(作为本尊而加以顶礼膜拜的),为了保持其合法的性质,比胁侍和供养菩萨,遵守粉本要更严格．但也仍然有制作者进行自己的主观的解释的可能,而特别是工匠的穷年累月的造型经验——他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他熟悉的形象和造型,以及为实现一定表现效果而习惯了的造型技术,都必然地在形象的处理上带有自己的传统的特点．所以云冈早期造像的手法承继了汉代的传统的造型技巧及技术,而且卓越地发展了汉代雕塑艺术的刻划内心表情的技巧,而在南北朝佛教艺术中,开始创造出亲切动人、富有感情的优美形象。

南北朝雕塑承继了汉代的造型的技巧和技术,其具有特殊的艺术效果的,就是云冈早期石刻的立雕和线雕相结合的手法．虽然后来在雕像上,衣褶不复沿用阴刻的线来表现,但其平直的刀法仍是强调了线纹的表现,南北朝雕塑形象的面部处理,也是着重一些构成局部的主要的线纹,如眉峰,眼廓,鼻梁及鼻翅,口唇及其周围．衣褶的处理一直是南北朝雕塑中重要的事项,而有杰出的创造．这种在立体雕刻上对于线纹的强调,结果是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装饰性．南北朝雕塑在刻划内心表情及塑造外形方面所获致的写实的成效,结合了其独具的装饰性,而表现了独创的优美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