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君论戒杀之道，动引佛经，则佛理似乎可信矣。而楚王英最先奉沙门法，何反罪废及祸耶？［答］楚王遇祸，正坐不奉法之故耳。人既归心佛门，即当敬顺佛语。佛于为子者教以孝，为臣者教以忠，煌煌圣训，遍载琅函。楚王既敬其法，反谋不轨之事，则佛门之罪人矣，安得获佑于佛耶？说之不以其道，君子犹且不说。岂天中天，圣中圣，反因私党逆乎？浅人藉以谤佛，适自形其所见之小耳。

［问］楚王遇祸，既闻命矣。但梁武帝奉佛，其后饿死台城，何故？［答］饿死台城，迂儒之说也。考之《通鉴》，侯景攻陷台城，见武帝在太极东宫，神色不变。景不敢仰视，退告王僧贵，有“天威难犯，不敢再见”之语。后武帝每有所求，多不遂意，饮膳亦为景所裁节。王纶上鸡子数百枚，武帝口苦求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夫曰口苦，则非枵腹可知；曰求蜜，则非疗饥可知；饮膳仅云裁节，则非全无可知。帝王之家，虽残羹余粒，犹足以供数人之饱，岂若灶间奴婢，裁节之而即饿耶？鸡子至数百枚，他物必称是矣，焉有数百枚鸡子在旁，而可称饿死耶？噫，天下古今须眉丈夫，自以为是者甚多，然只此一段史文，不觉以耳为目，何况其他深经奥义乎？

［问］后之论者，皆谓武帝舍身，并其天下而舍之，吾是以不取耳。［答］古今圣愚，从未有不舍其身者，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后人虽笑武帝舍身，不知自己之身，亦舍之久矣。只如足下今日，深以武帝为非，不知将来亦定有一日舍身在。毁谤佛者，舍身于地狱道；毁谤法者，舍身于饿鬼道；毁谤僧者，舍身于旁生道。恐求为同泰寺而不可得也。

［按］《旧鉴》、《僧史》、《金汤编》等书，皆载大通元年，造同泰寺成，帝幸寺，舍身三日，群臣皆舍财帛。中大通元年，帝复幸其寺。讲《涅槃经》题，非又舍身也。世传三次舍身，误矣。又加“为奴”二字，又曰群臣以金帛赎出，未免文致之辞，曲加诋毁。噫，仲尼之世，作史者已无直笔，安望末世史官，不随俗为毁誉乎？

［问］饿死之谬，固灼然无疑，但诸佛、菩萨，救苦寻声，武帝如是舍身奉佛，奈何任之不救？［答］舍在于心，不在于身。武帝身虽舍而心未舍也。若纯心出世，则弃天下如敞屣，乃以垂暮之年，招纳侯景，图取中原，则知三日舍身，未免求福之念，非纯心出世也。然即其写经造寺，种种功德，亦有可取，所以虽遇叛逆，犹得以高寿令终，不可谓非福力所致也。春秋时，深恶孔子者，莫如盗蹠、桓魋，然彼二人者，一以寿终，一为司马。敬信孔子者，莫若颜渊、冉伯牛、子路。乃三人者，或短命、恶疾，或遇难菹醢（＊一种酷刑，把人剁成肉酱。此指子路之被杀）。此何以说焉。定业难转，内典中具言之。台城之变，无容致疑也。　志公禅师将示寂，诣内殿别帝，帝大惊，因问国祚修短。师不答，但指喉及颈示之，盖指侯景也。帝不悟，又问。师曰：“老僧塔坏，则陛下社稷亦坏。”师灭，帝为建塔于钟山，工既毕，帝忽思曰：“木塔其能久乎？”命易之以石，冀其久远。拆塔甫完，而侯景兵已入矣（见《护法论》、《金汤编》及《旧通鉴》）。数之前定如此。

［问］吾儒既诵法孔子，当以排斥异端为己任，子反欲左袒之，何耶？［答］君亦未知异端之谓矣。异端者，其大端异乎圣人也。如恻隐为仁之端，无恻隐，则异端矣。羞恶为义之端，无羞恶，则异端矣。圣心无意必固我，有之，则异端矣。吾道一以贯之，不一贯，则异端矣。宋孝宗曰：“佛之五戒，即五常也。”仲尼之道，夫何远之有？今人不察其故，一闻慈悲之说，出于佛氏，必反乎其说，而吾儒之仁，于斯而丧。闻盗、淫之戒，出于佛氏，必反乎其戒，而吾儒之义，于斯而亡。闻妄言之禁，出于佛氏，必反乎其禁，而吾儒之忠信，于斯而灭。岂非欲卫道，而反害道耶？况圣贤之道，大公无私，尧则允恭克让，舜则舍己从人，夏禹不矜不伐，文王望道未见，何尝互相排击？孟子距辟杨墨，由于万不得已，臂如大黄巴豆，良医偶一用之，非日日必需之物，若谓孟子之功，全在距辟杨墨，则当年若无二子，孟子将无得而称耶？而孟氏俎豆，所以百世不祧者（＊始祖之神永远不迁），得毋反受杨墨之荫耶？宋儒不及孟子，其愤愤之气，反过于孟子。今人又不及宋儒，其愤愤之气，又过于宋儒。自今以后，不知何所底止？吾为此惧，不觉言及于斯，知我、罪我，又何问焉？

【白话译文】

问：“听您谈论戒杀之道，动不动引据佛经，则佛理似乎更可信。而据史籍记载，东汉楚王英最先信奉佛法，为何因谋反而被废，以致招来杀身之祸呢？”答：“楚王英之所以遇祸，正由于他不奉法之缘故啊！人既归心佛门，即当敬顺佛语。佛对身为人子者教以孝道，对身为臣僚者教以尽忠。煌煌圣训，遍载于《大藏经》中。而楚王英表面上敬慕佛法，却不遵奉佛语以尽忠，反而图谋不轨之事，已是佛门之罪人，怎能获得佛天庇佑呢？希望得到人们赞许却不遵循正道，君子对此种阳奉阴违之人尚且不高兴，何况天中天，圣中圣之佛陀，难道会袒护私党叛逆吗？浅陋者想借此以谤佛，正好暴露其见识短浅罢了。”

问：“楚王英遇祸之缘故，我已知晓。但梁武帝奉佛，最后饿死于台城，是何故?”答：“梁武帝俄死台城之事，只是迂儒之臆说罢了。考证《资治通鉴》，当侯景攻陷台城时，见武帝在太极东宫，神色不变。侯景不敢仰视，退而告诉其亲信王僧贵，有天威难犯，不敢再见之语。后来武帝每有所求，多不如意，膳食也被侯景所削减。王纶奉上鸡蛋数百枚，武帝因口苦求蜜，不得，连呼荷荷数声，遂去世。当时梁武帝称口苦，可见并非饥饿。他想吃蜜，可见并非为充饥。膳食仅说裁节，可见并非完全断绝。帝王之家，即使残羹余粒，犹足以供数人饱腹，包如灶间奴婢，一经削减随即挨饿呢？仅鸡蛋就多至数百枚，其他食物也必定不会少。岂有数百枚鸡蛋在旁，而可称为饿死的？唉！天下古今须眉丈夫，自以为是者太多。只此一段史文，居然以耳为目，听信传闻而不细加分析，更何况其他深经奥义呢？”

问：“后世评论者，都说武帝舍身同泰寺，结果连天下也一并舍了。我认为此法不可取。”答：“自古至今，无论圣愚，从无不舍身之人。所谓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曰无常万事休。后人虽笑梁武帝舍身，不知自己之身，同样也早已舍了。就像你今日，深以为武帝舍身不足取，不知将来你必然也有舍身之一曰在。毁谤佛者，势必舍身于地狱。毁谤法者，舍身于饿鬼道。毁谤僧者，舍身于畜生道。到那时，恐怕想到同泰寺舍身而不可得呢!”◎按，据《旧鉴》、《僧史》、《金汤编》等书，都记载大通元年，建造同泰寺落成，武帝亲临同泰寺，舍身三曰，群臣皆施舍财帛随喜。中大通元年，武帝再次亲临同泰寺，为众开讲《涅槃经》经题，而此次并非舍身。世传武帝三次舍身，实为讹误。又加为奴二字，又说群臣用金帛赎出，未免牵强附会，曲意诋毁。唉！在孔子之世，作史者已不敢据事直书了，怎能指望末世史官，还能不随俗而毁誉呢？

问：“梁武帝饿死之事纯属谬传，固已澄清无疑。但诸佛菩萨，寻声救苦，武帝如此舍身奉佛，为何任其受苦而不救呢？”答：“舍在于心，而不在于身。武帝身虽舍，而其心并未舍。若纯心希求解脱，自当弃天下如破烂之鞋，何必于垂暮之年，还招纳侯景，企图谋取中原呢？可见其三日舍身，不过为求福，并非纯心希求解脱。即便如此，他平生写经、造寺、度僧等种种功德，也值得赞许。所以虽遇叛逆，犹能享高寿而谢世，难道不是其福力所致吗？春秋时，憎恶孔子的，莫如盗跖、桓魈，但此二人，一个寿终正寝，一个官居司马。敬信孔子的，莫若颜渊、冉伯牛、子路，但此三人，一个短命，一个得恶病，一个遇难被剁成肉酱。这又如何解释呢？定业难转，佛典中阐述得很精详。因此台城之政变，同属于定业，毋容置疑。◎当时志公禅师将要辞世，至内殿向武帝道别。武帝大惊，即问国运长短。师不答，但指喉及颈，暗示武帝应防侯景。可惜武帝未能领会，仍再三问。师只好直言不讳说：‘老僧塔坏之日，则陛下社稷也随亡。’师圆寂后，武帝特于钟山建塔供奉师之灵骨。塔已完工，武帝忽然想到，木塔怎能长久呢？于是命工匠将木塔拆去，改建石塔，希冀社稷与石塔同样历经久远。不料木塔刚拆完，而侯景之叛兵即攻入。定数难逃啊!”

问：“我等既身为儒生，称颂效法孔子，当以排斥异端为己任。你反而处处祖护异端，是何故。”答：“你并不知异端是何意啊！所谓异端，是指其根本所在，迥异于圣人之道。如孟子说的恻隐之心，仁之端。若无恻隐之心，便是异端了。羞恶之心，义之端。若无羞恶之心，便是异端了。圣心能戒绝四事，即毋意（不主观臆断）、毋必（不持绝对态度）、毋固（不固执拘泥）、毋我（不自以为是）。若不能戒绝四事，便是异端了。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我认为世间万事万物之道皆可用一根本道理来融会贯通），若不一以贯之，就是异端了。宋朝孝宗皇帝说，佛之五戒，即儒之五常。可见佛教中人天乘之道，与仲尼所说的人伦之道，相差并不遥远啊！今人不细加省察，一听闻佛教慈悲之说，必反乎其说，而儒教之仁，于此丧失。听闻佛教戒偷盗、邪淫之说，必反乎其戒，而儒教之义，于此消亡。一听闻佛教禁止妄言之说，必反乎其禁，而儒教之忠信，于此尽灭。岂不是想卫护儒家道统，反倒损害儒道了？何况圣贤之道，大公无私。唐尧则允恭克让（对人恭敬、谦卑贤让）。虞舜则舍己从人（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虚心采纳他人的正确建议）。夏禹则不矜不伐（既不夸耀自己之才能，也不夸耀自己之功绩）。文王则望道未见（总觉得自己尚未望见圣人之道）。何曾与人互相排斥。至于孟子辟斥杨朱和墨翟，是出于万不得已。譬如大黄、巴豆，良医只是偶然一用，并非日日必需之物。若认为孟子之功绩，完全在于辟斥杨墨，那么当年若无杨墨，孟子将无可称道的了。而孟子受千秋百世崇奉，绵延不绝，莫非反而是蒙受杨墨之庇荫了。宋儒之德行学问比不上孟子，而其愤愤之气，反超过孟子。今人之德行学问又比不上宋儒，其愤愤之气，又超过宋儒。自今以后，真不知还会演变至何种程度。我因忧惧，不觉言及于此。一任他人赞我、骂我，也不去计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