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卜士太太（Mrs.Hibbs）没有来过中国,也并不怎样喜欢中国,可是我们看,她有中国那老味儿。她说人家笑她母女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是老古板的意思；但她承认她们是的,她不在乎这个。

真的,圣诞节下午到了她那间黯淡的饭厅里,那家具,那人物,那谈话,都是古气盎然,不像在现代。这时候她还住在伦敦北郊芬乞来路（Finchley Road）。那是一条阔人家的路；可是她的房子已经抵押满期,经理人已经在她门口路边上立了一座木牌,标价招买,不过半年多还没人过问罢了。那座木牌,和篮球架子差不多大,只是低些；一走到门前,准看见。晚餐桌上,听见厨房里尖叫了一声,她忙去看了,回来说,火鸡烤枯了一点,可惜,二十二磅重,还是卖了几件家具买的呢。她可惜的是火鸡,倒不是家具；但我们一点没吃着那烤枯了的地方。

她爱说话,也会说话,一开口滔滔不绝；押房子,卖家具等等,都会告诉你。但是只高高兴兴地告诉你,至少也平平淡淡地告诉你,决不垂头丧气,决不唉声叹气。她说话是个趣味,我们听话也是个趣味（在她的话里,她死了的丈夫和儿子都是活的,她的一些住客也是活的）；所以后来虽然听了四个多月,倒并不觉得厌倦。有一回早餐时候,她说有一首诗,忘记是谁的,可以作她的墓铭,诗云：

这儿一个可怜的女人,

她在世永没有住过嘴。

上帝说她会复活，

我们希望她永不会。

其实我们倒是希望她会的。

道地的贤妻良母,她是；这里可以看见中国那老味儿。她原是个阔小姐,从小送到比利时受教育,学法文,学钢琴。钢琴大约还熟,法文可生疏了。她说街上如有法国人向她问话,她想起答话的时候,那人怕已经拐了弯儿了。结婚时得着她姑母一大笔遗产；靠着这笔遗产,她支持了这个家庭二十多年。歇卜士先生在剑桥大学毕业,一心想作诗人,成天住在云里雾里。他二十年只在家里待着,偶然教几个学生。他的诗送到剑桥的刊物上去,原稿却寄回了,附着一封客气的信。他又自己花钱印了一小本诗集,封面上注明,希望出版家采纳印行,但是并没有什么回响。太太常劝先生删诗行,譬如说,四行中可以删去三行罢；但是他不肯割爱,于是乎只好敝帚自珍了。

歇卜士先生却会说好几国话。大战后太太带了先生小姐,还有一个朋友去逛意大利；住旅馆雇船等等,全交给诗人的先生办,因为他会说意大利话。幸而没出错几。临上火车,到了站台上,他却不见了。眼见车就要开了,太太这一急非同小可,又不会说给别人,只好教小姐去张看,却不许她远走。好容易先生钻出来了,从从容容的,原来他上“更衣室”来着。　　太太最伤心她的儿子。他也是大学生,长的一表人才。大战时去从军；训练的时候偶然回家,非常爱惜那庄严的制服,从不教它有一个折儿。大战快完的时候,却来了恶消息,他尽了他的职务了。太太最伤心的是这个时候的这种消息,她在举世庆祝休战声中,迷迷糊糊过了好些日子。后来逛意大利,便是解闷儿去的。她那时甚至于该领的恤金,无心也不忍去领——等到限期已过,即使要领,可也不成了。

小姐现在是她唯一的亲人；她就为这个女孩子活着。早晨一块儿拾掇拾掇屋子,吃完了早饭,一块儿上街散步,回来便坐在饭厅里,说说话,看看通俗小说,就过了一天。晚上睡在一屋里。一星期也同出去看一两回电影。小姐大约有二十四五了,高个儿,总在五英尺十寸左右；蟹壳脸,露牙齿,脸上倒是和和气气的。爱笑,说话也天真得像个十二三岁小姑娘。先生死后,他的学生爱利斯（Ellis）很爱歇卜士太太,几次想和她结婚,她不肯。爱利斯是个传记家,有点小名气。那回诗人德拉梅在伦敦大学院讲文学的创造,曾经提到他的书。他很高兴,在歇卜士太太晚餐桌上特意说起这个。但是太太说他的书干燥无味,他送来,她们只翻了三五页就搁在一边儿了。她说最恨猫怕狗,连书上印的狗都怕,爱利斯却养着一大堆。她女儿最爱电影,爱利斯却瞧不起电影。她的不嫁,怎么穷也不嫁,一半为了女儿。

这房子招徕住客,远在歇卜士先生在世时候。那时只收一个人,每日供早晚两餐,连宿费每星期五镑钱,合八九十元,够贵的。广告登出了,第一个来的是日本人,他们答应下了。第二天又来了个西班牙人,却只好谢绝了。从此住这所房的总是日本人多；先生死了,住客多了,后来竟有“日本房”的名字。这些日本人有一两个在外边有女人,有一个还让女人骗了,他们都回来在饭桌上报告,太太也同情的听着。有一回,一个人忽然在饭桌上谈论自由恋爱,而且似乎是冲着小姐说的。这一来太太可动了气。饭后就告诉那个人,请他另外找房住。这个人走了,可是日本人有个俱乐部,他大约在俱乐部里报告了些什么,以后日本人来住的便越过越少了。房间老是空着,太太的积蓄早完了；还只能在房子上打主意,这才抵押了出去。那时自然盼望赎回来,可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情形并不见好。房子终于标卖,而且圣诞节后不久,便卖给一个犹太人了。她想着年头不景气,房子且没人要呢,那知犹太人到底有钱,竟要了去,经理人限期让房。快到期了,她直说来不及。经理人又向法院告诉,法院出传票教她去。她去了,女儿搀扶着；她从来没上过堂,法官说欠钱不让房,是要坐牢的。她又气又怕,几乎昏倒在堂上；结果只得答应了加紧找房。这种种也都是为了女儿,她可一点儿不悔。

她家里先后也住过一个意大利人,一个西班牙人,都和小姐做过爱；那西班牙人并且和小姐定过婚,后来不知怎样解了约。小姐倒还惦着他,说是“身架真好看！”太太却说,“那是个坏家伙！”后来似乎还有个“坏家伙”,那是太太搬到金树台的房子里才来住的。他是英国人,叫凯德,四十多了。先是作公司兜售员,沿门兜售电气扫除器为生。有一天撞到太太旧宅里去了,他要表演扫除器给太太看,太太拦住他,说不必,她没有钱；她正要卖一批家具,老卖不出去,烦着呢。凯德说可以介绍一家公司来买；那一晚太太很高兴,想着他定是个大学毕业生。没两天,果然介绍了一家公司,将家具买去了。他本来住在他姊姊家,却搬到太太家来了。他没有薪水,全靠兜售的佣金；而电气扫除器那东西价钱很大,不容易脱手。所以便干搁起来了。这个人只是个买卖人,不是大学毕业生。大约穷了不止一天,他有个太太,在法国给人家看孩子,没钱,接不回来；住在姊姊家,也因为穷,让人家给请出来了。搬到金树台来,起初整付了一回房饭钱,后来便零碎的半欠半付,后来索性付不出了。不但不付钱,有时连午饭也要叨光。如是者两个多月,太太只得将他赶了出去。回国后接着太太的信,才知道小姐却有点喜欢凯德这个“坏蛋”,大约还跟他来往着。太太最提心这件事,小姐是她的命,她的命决不能交在一个“坏蛋”手里。

小姐在芬乞来路时,教着一个日本太太英文。那时这位日本太太似乎非常关心歇卜士家住着的日本先生们,老是问这个问那个的；见了他们,也很亲热似的。歇卜士太太瞧着不大顺眼,她想着这女人有点儿轻狂。凯德的外甥女有一回来了,一个摩登少女。她照例将手绢掖在袜带子上,拿出来用时,让太太看在眼里。后来背地里议论道,“这多不雅相！”太太在小事情上是很敏锐的。有一晚那爱尔兰女仆端菜到饭厅,没有戴白帽檐儿。太太很不高兴,告诉我们,这个侮辱了主人,也侮辱了客人。但那女仆是个“社会主义”的贪婪的人,也许匆忙中没想起戴帽檐儿；压根儿她怕就觉得戴不戴都是无所谓的。记得那回这女仆带了男朋友到金树台来,是个失业的工人。当时刚搬了家,好些零碎事正得一个人。太太便让这工人帮帮忙,每天给点钱。这原是一举两得,各厢情愿的。不料女仆却当面说太太揩了穷小子的油。太太听说,简直有点莫名其妙。

太太不上教堂去,可是迷信。她虽是新教徒,可是有一回丢了东西,却照人家传给的法子,在家点上一支蜡,一条腿跪着,口诵安东尼圣名,说是这么着东西就出来了。拜圣者是旧教的花样,她却不管。每回作梦,早餐时总翻翻占梦书。她有三本占梦书；有时她笑自己；三本书说的都不一样,甚至还相反呢。喝碗茶,碗里的茶叶,她也爱看；看像什么字头,便知是姓什么的来了。她并不盼望访客,她是在盼望住客啊。到金树台时,前任房东太太介绍一位英国住客继续住下。但这位半老的住客却嫌客人太少,女客更少,又嫌饭桌上没有笑,没有笑话,只看歇卜士太太的独角戏,老母亲似的唠唠叨叨,总是那一套。他终于托故走了,搬到别处去了。我们不久也离开英国,房子于是乎空空的。去年接到歇卜士太太来信,她和女儿已经作了人家管家老妈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上流妇人,这世界已经不是她的了。

1937年4月27-28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