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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名著评点
来源:传世名著百部 作者:孟轲 发布时间:08-15

  孔子是儒家的圣人,孟子则被后世儒者推为“亚圣”,所以《孟子》一书就成为儒家仅次于《论语》的著作。关于《孟子》的崇高地位,赵歧在《孟子题辞》中说:“《论语》者,《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在赵歧看来,《论语》是解释儒家经典学术的枢纽,而《孟子》 与《论语》类似。对于《孟子》的重要性,赵歧还说:“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也。”

  尽管赵歧认为《孟子》非常重要,但仍然将它视为解释儒家经典的著作,也就是说,《孟子》一书是“传”,不是“经”。但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孟子》一书的地位日益提高,最终正式上升为“经”。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将《孟子》和《周易》、《尚书》、《诗经》、《仪礼》、《周礼》、《礼记》、《公羊》、《谷梁》、《左传》一起楷书刻石。到宋太宗时,又加以翻刻。程颐、朱熹等大理学家对《孟子》非常重视,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摘出,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之为“四书”,并为之做了集注。明朝初年,永乐帝敕撰《四书大全》,使之与《五经大全》相并立,《孟子》从此确立了其儒家经典的地位。

  历代整理注疏《孟子》的著作也有很多,如后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北宋孙奭的《孟子音义》、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等等。

  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是对我国上古社会的民本传统和孔子的仁爱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泰誓》讲:“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春秋谷梁传》桓公十四年中说:“民者,君之本也”。由此可见,重视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我国上古社会的传统。“仁”的观念在孔子之前就广泛存在,它是我国上古社会的朴素人文主义传统,孔子将它整理为一种学说。而孟子则进一步将其推广到人性论和政治学的领域中,创造了人性本善和“仁政”的理论。

  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传统,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例如:荀子继承孔孟的思想精神,提出了“爱民”、“利民”的主张。他还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西汉初年,贾谊总结了秦王朝暴虐而短命的教训,提出了“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民无不为命”、“民无不为功”、“民无不为力”的观点(《贾谊集·大政上》)。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唐甄等人,又进一步将民本思想发展成批判封建专治的武器。黄宗羲认为,国家应该“为万民非为一姓”(《明夷待访录·原臣》)。在封建君臣观念极为浓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黄宗羲敢于大骂帝王,可谓惊世骇俗了。他认为帝王“敲剥天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同上《原君》)。黄宗羲还批判封建制度无公法,“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同上《原法》)。与孟子一样,黄宗羲也主张恢复井田制、减少赋税,使百姓能够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无独有偶,唐甄也大骂帝王,他说:“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唐甄不但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他还提出了“富民”的主张:“为治者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同上《考功》)。也就是说,若不使百姓富足,要想天下太平,如同想到北方的燕地而骑马向南。唐甄喜欢谈兵,他极为重视民心在战争中的作用,这种观点与孟子“仁者无敌”的理论是一致的。司马迁认为,孟子之所以不能为诸候所用,是因为他的学说“迂远而阔于事情”,也就是说太迂腐了,而战国时代又是一个非常急功近利的时代。但在孟子之后,“仁政”学说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成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影响重大的政治理论。许多有作为的帝王都顺应或利用这一理论治理天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唐太宗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贞观政要·务本》)。他还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民,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同上《论政体》)。正是由于对“仁政”学说的重视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认识,唐太宗才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对《孟子》也极为推崇,在他要求变法的《上皇帝万言书》中,要求宋神宗“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

  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与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如黄宗羲、唐甄)尚有很大差异。也说是说,孟子的思想本身并没有针对整个封建等级制度,只不过是含有向批判封建等级制度转化的因素。孟子虽然认为武王伐纣是“诛一夫”,但这只是针对个别暴君,而不是君王的全体。他仍然希望出现像“先王”那样圣明的君主来治理国家,实行“仁政”。但尽管如此,随着我国封建专治主义的加强,《孟子》中的某些言论还是让帝王们感到刺耳。据《明史·钱唐传》载,明太祖朱元璋曾翻阅《孟子》,当他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时,大为光火,下令取消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并下诏,若有人敢于对此事进谏,以大不敬罪论处。

  《孟子》一书对我国传统哲学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影响极为巨大。唐代佛教盛行,而韩愈反对佛教,为了与佛教 的“祖统”相对抗,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朱熹《孟子序说》引)在这一“道统”中,孟子是最后一位,可见孟子的重要地位。韩愈认为学习《孟子》是追求儒家圣人之道的门径,他说“孟氏醇乎醇者也”,“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同上)。“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效法孟子力斥杨墨,以排挤佛老、捍卫儒家道统为己任。《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记载,有人赞扬“徂徕先生(即石介)学正识卓,辟邪说,卫正道,上继韩子以达于孟子,真百世师也”。宋明理学家更注重从《孟子》中吸取思想养料。因为孔子重视人事,很少正面直接论述形而上的哲学原理,即六和之外存而不论、敬鬼神而远之、罕言天道性命,只是通过自己的言行引导学生去认识深刻的东西。相对来说,《孟子》中对天道性命论述得较多,而理学的思想核心正是所谓的“天道”、“性命”。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窗前草不除而见天意,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宋史·程颐传》上说,程颐的学问是“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还亲自作了《孟子集注》,在书前的《孟子序说》中广引前人对《孟子》的评论,阐述《孟子》一书在儒家道统中的重要意义。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人性本善,“万物皆备于我”。陆九渊也说:“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阙?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陆九渊集》卷35)孟子认为人具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人心中先天就有仁、义、礼、智的萌芽(“四端”)。明代大理学家王阳明则进一步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的理论,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传习录》上)《孟子》的养气、寡欲等修养功夫对理学家的心性修养功夫影响也很大,例如理学创始者之一的张载将人性划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部分,提出了“穷天理”、“灭人欲”的命题。张载所说的“天地之性”相当于孟子的人性本善,而“气质之性”则是禀赋的本能和后天习惯所养成的各种欲望。所以,人要达到至善的境界,就必须克服“气质之性”的影响,返回“天地之性”的本来面目。张载说:“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返而已。”(《正蒙·诚明篇》)他还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返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同上)《孟子·尽心章句下》中认为,人有各种欲望,它们虽属人性的本能,但能否满足,是由命运安排的,所以“君子不谓性也”。在此张载也认为,“气质之性”中的很多东西;君子不把它们当做“性”,即“君子弗性者焉”。二程对孟子的养气说也进行了发挥:“气有善不善,性则无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气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养气者,养之至则清明纯全,而昏塞之患去矣”(《遗书》卷二十一下)。

  《孟子》的思想、文风对于传统文化的其它方面,如文章诗词,科举考试等等,也有一定影响,在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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