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创的儒家学说，一百多年后，由于孟子的继承和发展而变得更丰富了，更系统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苑囿里，终于长成了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今山东省邹县）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80年前后，在世八十多年。其父早逝，他从小得力于母亲教导和环境熏陶，热爱学习毫不松懈。一生崇拜孔子，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可说是得到孔子学说的真传。学成之后，面对百家纷争、天下征战的局面，他一方面与杨、墨诸家学说激烈论战，一方面亲率弟子游历宋、滕、齐、梁诸国，向他们阐述“仁政”主张。由于当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他的主张显然不合时宜，被人视为“迂阔于事”，遭到诸侯的拒绝。于是他更重于设帐授徒，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一大乐趣。到了晚年更是专心于著述讲学，写成传世的重要著作《孟子》七篇。

关于《孟子》的作者，历来有争论，一说是孟子自著，一说是其弟子共同记述。我们还是同意《史记·孟荀列传》中的说法：“（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即是说，孟子与其弟子共同参与了著述。从全书思想内容和论辩风格的一致性来说，孟子亲自执笔的可能性更大些，至少他也是个润色审订者。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而又有较大发展。他的“仁”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主张通过施行“仁政”去统一天下。具体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制民之产”，即让百姓有一份固定的田产，让他们不饥不寒，养生丧死而无憾。二是“与民同乐”，要统治者注意民心向背，体恤民意，赢得民心。三是“谨庠序之教”，建立人伦规范，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孟子认为“仁政”的核心是“保民”，只有施行“仁政”才能无敌于天下。这种主张在当时未能行得通，但却为后世有为的统治者提供了治国的基本方略，因此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统治者多为人民的生存条件着想，对残害百姓的君王，他痛加指斥，认为可废可弑。这旷古未有的议论，更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是闪现于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一道强光。

孟子不但讲“仁”，也强调“义”。“义”的本意是行为合理适宜。孟子把“义”作为人的行为选择的最高标准。利义相比，应轻利取义；生死关头，也要舍生取义。“义”的内涵各时代当然有所不同，但利义选择问题，永远存在。因此孟子的利义观影响深远，对我们民族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

“性善”、“性恶”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孟子是“性善”论者。他说：“人性之善也，人皆有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把“性善”具体阐述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这“四心”，认为对应这“四心”的仁义礼智不是外加的，而是“我固有之”的，但他又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即要自觉地向自身内心去追求，才能得到。这就是“反求诸己”。其实，人之初无所谓性善性恶，在长大的过程中，由于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作用，才有了向善向恶的变化。性善虽是孟子的理论预设，但在分析人的实际道德状况时也很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

孟子的“人格”论影响深远。他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认为人格的重要远远高于财富、权力、地位。主张做人要做有“浩然之气”的“大丈夫”。怎样蓄积“浩然之气”，那就是：一要持志养气，坚持崇高的志向追求；二要“动心忍性”，有意识地在逆境中磨砺意志；三要“存心养性”，就是要清心寡欲。孟子的这些主张和理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浩然之气的“大丈夫”，自古以来激励了无数的志士，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懂得了这个词汇，才可以懂得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

孟子的教学思想也值得后人重视。他认为学习成绩不决定于天资的高低，而决定于学习的态度，他用生动的故事作比喻，告诫学生学习一定要专心致志。学习的过程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不应该“揠苗助长”。他又继承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提出“教亦多术”，对不同的学生要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不同的教学目标，都要因人而异。孟子又特别强调学习过程中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他有句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是要求学生不轻信、不盲从书上结论或前人之说，通过积极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孟子》一书在文章风格上是独树一帜的。孟子可以说是个雄辩家。他能用巧妙的方法将谈话引入预设的话题，能用不断的反诘揭露论敌的破绽，能用形象恰当的比喻说明事理，能用有力的逻辑推理阐明自己的论点。因此《孟子》文章，总体上具有明快练达，酣畅犀利，气势磅礴的风格特点，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注译的过程中，主要参考了《十三经注疏》中的《孟子注疏》，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人焦循的《孟子正义》，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今人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以及一些大陆和港台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