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为我雇了一位保育员，每天白天照看我。她是位英国姑娘，只是生来一直住在帕安，她的法语说得跟英语一样流利，甚至比英语说得更好。母亲想让我跟她学习法语，但效果并不像她期望的那么理想。马卡姆小姐每日早晨来找我，带着我出去散步——这是姑娘们每天早晨照例要做的事。一路上，她指点着各种物体，一遍又一遍地说出它们的法语名称：“一只狗，”“一幢房子，”“一位警察，”“面包店。”我心不在焉地重复着，不过当我提问的时候，我就只能用英语，而她也用英语回答。我当时厌恶白天，腻烦在马卡姆小姐的陪伴下无休止地漫步。她人很好，待我和蔼，责任心也很强，就是太刻板。

母亲不久就决定不再要我跟马卡姆小姐学法语了，而是由一位法国女人每天下午定时来给我上法语课。新教师叫曼古海特太太。她身材高大，体态丰腴，披着褐色的披肩。

曼古海特太太尤其喜欢故作多情。她的过分多情使我更感到怯生生的。我愈来愈感到难以向她作出同等的反应。她那尖细的嗓音拖着令人肉麻的长腔：“噢，亲爱的宝贝！多乖呀，我的宝贝？噢小宝贝，让我们一起来读几课有趣的课文，你看好吗？”我有礼貌地冷冷地瞧着她。母亲在一旁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喃喃地应了句：“好的，谢谢您，”我当时的法语水平也就只能表达有限的一点意思。

法语课的气氛还算和睦。我一直很听话，但头脑显然很笨。母亲很希望看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对我学习的进展大为不满。

“她进步得太慢了，本来应该再快点，弗莱德，”她对父亲抱怨道。父亲总是那么宽厚，回答说：“噢，她需要时间，克拉拉，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个女人才来了不到十天。”后来，母亲还是把这位家庭教师辞了。

母亲一直考虑着我的法语教育问题。她和姐姐当时正在城里一家裁缝店订做衣服。一天，母亲注意到店里的一位年轻的女工，她是一位负责试衣样的师傅的助手，主要协助顾客穿试衣样，为师傅递别针。她的师傅是位性情暴烈的中年妇女。母亲发现那位年轻的女工脾性温顺，颇有耐心，决定进一步考查她。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试衣样时，母亲一直留神观察她的言行。后来又拉住她聊了起来。她叫玛丽·塞西，22 岁，父亲是一个小咖啡店的老板。她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小妹妹，姐姐也在裁缝店工作。母亲漫不经心地问她是否愿意跟她去英国。姑娘听了喜出望外，兴奋得有些语无伦次。母亲约好时间拜访了塞西太太，两人仔细地商量了这件事。直到这时，她才跟父亲谈起自己的打算。

“可是，克拉拉，”父亲反对道，“这位姑娘不是家庭教师，在这方面完全是外行。”

母亲却认为玛丽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人。“她不懂英文，一句话也不会说，阿加莎不得不跟她学说法语。这位姑娘温文尔雅，脾气也好，她们家的名声也不错。她愿意随我们去英国，她还能为我们做衣服和各种针线活。”

同以往一样，母亲的异想天开又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时至今日，只要我一阖上双眼，玛丽那副可爱的青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红润的圆脸，扁塌的鼻子，乌黑的头发在头顶盘成一个发髻。后来她告诉我，第一天早上她提心吊胆地走进我的卧室，用头天晚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学会的两句英语跟我打招呼：“早上好，肖（小）姐！祝您身体健康！”遗憾的是，由于她的法语口音很重，我一个字也没听懂，只是疑虑地注视看她。整整一天，我们就好像两只不会说话的狗，只是相互介绍了一下自己。两人几乎都没怎么说话，惶惑不安地瞧着对方。

不到一个星期，我和玛丽就不知不觉地能够交谈了。我使用法语，东一个词，西一个词，凑起来竟然也能表达自己的思想了，到了第一个周末的时候，我们竟成了一对忠实可靠的朋友。跟玛丽一道外出散步是件乐事，跟她在一起干什么都有趣。这是令人愉快的良好开端。

玛丽也跟母亲一样偶而给我读读法语书。有一天，我拿起一本叫《一个蠢驴的回忆录》的书一页页地翻看，我忽然欣喜地发现我已经能顺利的读下来了。大家都向我表示祝贺，母亲却一句褒奖的话也没有说。经过艰苦的磨难，我终于学会了法语，可以阅读书籍了，尽管遇到较难的段落还需要有人给我讲解，但我毕竟自己能读了呀。

8 月底，我们离开高特里茨去巴黎，高特里茨令我终身难忘，在那里我度过一生中几个最愉快的夏天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