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见过周予同先生,但是没有机会向他请教,也没听过他的演讲、上过他的课,所以我不太清楚周先生的提法是怎么得出来的。我个人猜想,他是不是受到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影响?当然我要向大家说明,“六经皆史”这个说法不是从章学诚开始的,明代已经有人说过了,明代甚至不止一个人说过,当然他们说的内容不同。可是“六经皆史”的提法在章学诚那个时代,本身就是经学义理衰退的一个表现,或者说是六经的政治指导作用、现实指导作用衰退的一个结果。如果“六经皆史”,那么一定程度上六经都是史料,它就没有义理的价值,没有指导现实人生的作用,没有那么神圣了。所以“六经皆史”的一个意义就是,六经已经过去了,它的义理在今天已经不再有作用了。所以在章学诚以后,有学者就反对这个命题,比如香港的饶宗颐先生。饶宗颐先生有一篇著名的访问记,他特别提出不赞成“六经皆史”,因为“六经皆史”是“夷经为史”,“夷”就是“平”,他认为“经”实际上是从“史”里面提高出来的,是高于“史”的。现在你把它压平了,把六经都变成史,这就是“夷经为史”,他是不接受的。我个人不说我支持还是反对饶先生的意见,但是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意见,饶先生提出这个意见,与他建设中国的新古典学等提法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值得大家特别关注。

在中国的历史上,“经”的作用与地位与“史”是不一样的,虽然古人说,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左经右史。可是二者在历史上、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不能认为“经”与“史”是相等的,如果说这二者是相等的,那就等于把“经”在历史上或者说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否定了。这是我想要说的第一点。(李学勤)

附文：

饶宗颐说：“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这是对经书、经学之重要性的精辟概括。可见经学绝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老古董，而是精华、是思维方法、是基础、是智慧之智慧、是永恒，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强大思想武器。

李学勤在“‘南饶北季’非偶然——读《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说：饶宗颐先生一直主张考史必须研经,研经须明其大义,不同意“六经皆史”之说。《饶宗颐学记》载有他下列一段谈话:“章学诚是‘夷经为史’,是很不对的。‘经’应是‘史’的升华与提炼,是更高级的产品。‘史’是事实的原本,‘文’是事实的记录,‘经’是由事实中提炼而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