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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严苛的道德主义者吗?
类别:儒学深究 作者:

读鲍鹏山《孔子传》

●君子总是磨砺自己,小人总是算计别人。

●极端的道德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对好人极端地好;二是对坏人极端地坏。孔子不赞成用极端方式履行道德

●一旦把道德绝对化,就会用绝对化的手段去惩戒那些不道德的人。而绝对化手段本身即是不道德的。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推行道德,犹如抱薪救火;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惩罚不道德,又如同以暴易暴。

孔子是怎样一个人?在鲍鹏山新著《孔子传》的后记中,提及他写作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感慨近百年来对孔子思想出于无知的误解乃至出于恶意的曲解。“天下滔滔皆是也”,而“误解会导致误导,误导会导致误会,对思想的误会会导致行为的失误”,这本《孔子传》试图告诉人们的,第一,是真相问题--孔子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第二,是比揭示真相更重要的--价值问题、判断是非问题: 对百年来“被误解的孔子”予以澄清。唯如此,才能判断孔子对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以来,孔子曾经遭遇过两场大批判: 第一次,是近百年前“新文化运动”中的“咑椡孔家店”;第二次,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批林批孔”。两场运动,孔子都成了否定与声讨的对象。直至今天,对孔子的批与评,余波未平,普遍存在于知识阶层与普通民众中。而思路往往如此: 为什么在一个新世界面前,我们文化落后;为什么文化落后?因为西方文化基因里比我们多民主、科学、自由。我们为什么没有民主、自由、科学?因为有孔子。所以需要质疑孔子。

事实上,人们批判的很多东西,如“吃人的礼教”、“奴隶道德”、“三纲五常”等并非孔子思想,甚至是孔子非常警惕和严厉抵制的。20世纪初“五四”先贤们喊出的“咑椡孔家店”,实际上只是把孔子当成一个“文化箭垛”,是出于传播学的需要: 这样的口号生动、形象,直接付诸人们的感觉,让普通人也能一下子就明白知识阶层思想解放的指向。所以,孔子实际上是为那些文化史上的黑暗部分背了罪名而已。

就当下社会十分关注的“道德”问题而论,即存在对孔子这样的误解: 由于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信念都指向孔子,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孔子是一个苛刻的“唯道德主义者”,是一个让人面对他,不胜道德颤栗的人。

看《论语·泰伯》中孔子的话: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即,对不仁的人,恨得太过分,也是祸乱。

有个故事: 孔子学生公伯寮,在鲁国政改“堕三都”的关键时刻,在执政贵族季氏那里说师兄子路的坏话,导致子路丢了季氏家臣的职务,对“堕三都”的失败以及孔子出走鲁国,都负有相当的责任。鲁国大夫子服景伯表示可以杀了他,但孔子拒绝了: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我的道能不能行得通,命啊,他公伯寮能怎么样呢?

孔子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对道德义愤保持有一份警惕。对不道德的人和事,有道德义愤,是一般人容易作出的价值判断;而对道德义愤保持警惕,则是圣人才有的价值判断: 一旦把道德绝对化,就会用绝对化的手段去惩戒那些不道德的人,而绝对化手段本身即是不道德的。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推行道德,犹如抱薪救火;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惩罚不道德,又如同以暴易暴。对不仁者的极端仇恨和不择手段的报复,反而会把道德拖下水,让人变得更加麻木不仁。

极端的道德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要好人极端地好;二是对坏人极端地坏。孔子为什么不赞成用极端方式履行道德?反对用极端手段来实现正义维护道德?因为一切极端手段必隐含着对另一种价值的破坏,其破坏性往往指向更原始更基本的价值。人类的恐怖主义,就是极端道德主义的产物。

这就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孔子故事背后的思想价值。

在《孔子传》中,作者用孔子的生平故事、对《论语》等典籍的阐释,以建立在严谨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平实通俗的语言,一解人们对孔子的大量误解、曲解。说孔子是“唯道德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

首先,孔子并不认为单一的道德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其次,孔子更不认为对人做严格的道德要求就能改变人的品行。在孔子看来,道德只是人的一种修养,人是一种道德存在,但是,人并不为道德而存在。相反,是道德助成人的存在--道德使人的存在有尊严、有价值,而不是人为道德而存在。

孔子一生,倡导“克己复礼”,并且把恢复周礼,严格执行周礼看作他终身追求的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他甚至要求人们: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但就是这样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到具体的人那里,孔子却是通融的,从来不在对人的道德要求上走极端。

有个故事: 子路的姐姐去世了,丧期已过,子路还把丧服穿在身上。孔子告诉子路,应该回归正常生活了,但子路说实在不忍心。孔子说: “谁会忍心呢?人人都不忍心。但任何事情都要有分寸,感情也要有节制。”接着,子曰: “先王制礼,过之者附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意思是,先王制礼,不是按照最高标准制定的,也不是按照最低标准制定,而是取中间。境界高的人,俯就一些;境界低的人,努力一些。这就是中庸之道。

具体到对人做道德要求的时候,孔子是有两条原则,或者说是前提的: 第一,道德要求对己不对人。《论语·卫灵公》: “子曰: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是说: 君子总是磨砺自己,小人总是算计别人;《论语·卫灵公》: “子曰: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这是说: 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就可以避开怨恨了。当子贡问孔子: “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呢?”孔子毫不犹豫回答: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第二条原则,是对上不对下。《论语·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 ‘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认为: 君子的道德就像风一样,人民的道德就像草一样,风往哪个方向吹,草就像哪个方向倒,所以草往哪个方向倒,责任不在草,而在风。孔子并不强调弱者的道德,而是强调强者的道德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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