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讲修身,主张在实现个人自身的身心和谐的基础上,进而逐步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而要实现社会这个大群体的和谐,首要的就是其组成单位--家庭内部的和谐。只有齐其家之后,才能治其国。即在修身的基础上,实现家庭内部的和谐,然后再从家庭这个小群体,扩展到社会这个大群体的和谐。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古代,血缘宗法制度决定了家与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家是国的基本单位,国是放大了的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齐家”已经被包括在了“治国”之中,成了治国的前提条件和必经之路,正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国。”（《大学》）儒家认为修身之后就可齐家,齐家之后才能国治,讲“齐家”是为了“治国”,“齐家”是“治国”题中应有之意,所以,把国称为国家。中国古人长期以来也习惯以君主来类比家长,因此治国便是齐家的扩大,齐家则是治国的开始,平天下则是齐家治国的进一步延伸。如何治理好一个家,从而便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伦理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重要政治问题。“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家贫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大学》）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治国平天下的秘诀之所在了。

司马迁在评价儒家时曾说,“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儒家思想的长处正是在于由“序夫妇长幼之别”到“列君臣父子之礼”,即由齐家到治国,把国看做扩大的家,把家当作缩小的国,从而把父子之礼扩充为君臣之礼,把家庭的纲常扩充至国家的根本大囧琺,由此而形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也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家、国不分的局面。而由齐家到治国的途径则是一个“孝”字。“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孝,在古代社会不仅是维持家庭和谐的基本精神,同样也扩充至国家社会这个大家庭的基本理念和伦理要求,成为封建社会的纲常法纪、根本大囧琺。

首先,在家庭之内,孝为百行之先。“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孝经·五刑章》）“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家庭内部首要的是要做到“为人子,止於孝；为人父,止於慈”（《大学》）,只有父慈子孝、宜兄宜弟、夫妻和睦,才能实现家庭内部的和谐。以“孝”为核心构建和实现家庭关系的和谐,这就是齐家的最基本内涵。关于家庭内部的和谐状态,《中庸》引用《诗经·小雅·常棣》的描述: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这是一副以“和”为最高理想的完美的家庭。

其次,儒家主张这种以“孝”为核心的家庭道德必须扩充成为社会道德规范。“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孝经·广至德章》）也就是说,君子的孝道,是要由尊敬自己的父亲而扩充至“敬天下之为人父者”、由尊敬自己的兄长扩充至“敬天下之为人兄者”,最后做一个能够“敬天下之为人君者”的好臣子。曾子曾言: “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把孝上升为忠、敬、信、勇等等一切行为价值的标准或根本准则。最后,孝道要上升为国家的治国大囧琺和伦理纲纪。“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孝经·圣治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经·广扬名章》）正因如此,中国古代都是提倡以孝治天下,把孝作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的基本行为准则,“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章》）。例如,大家都熟悉的,在西汉时期,以孝治天下是其政治上的一大特色。汉朝皇帝的谥号除了高祖刘邦之外,都在其号前加了一个“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等,提倡以“孝”治国。

正是从汉开始,奠定了后来孝治的基本政治方针。《孝经》不仅被列入“十三经”,成为士子们必读经典和遵循的礼教,也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的特别重视,乃至躬身奉行。所谓天子之孝,更是要“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孝经·天子章》）身为天子理应尽孝作为臣民的楷模,天子要扩充自己的孝行,使人民效法。“昔者明王之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孝经·孝治章》）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都提倡孝道,就是要以“孝”为核心来实现家庭这个社会最小细胞和最基本单位的和谐有序,进而到社会国家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