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祭祖活动本身就含有感恩的情结。《礼记·祭统》说: “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儒家又认为,丧祭礼的设立,是上取法天道,下贯通人伦的,故《礼记·丧服四制》谓: “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则阴阳,顺人情”是一个重要的表述,“则阴阳”,是指祭祀是取法天地之道,体现了人类阴间与阳间之间的感通；所谓“顺人情”就是指顺乎人的感恩之情。所以《礼记》说: “丧有四制,变而从宜,取之四时也。有恩,有理,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知也,仁义礼知,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故为父斩衰三年,以恩制者也。”“四制”以“恩制”为首,显然“丧服”有鲜明的感恩之义, “恩者仁也”,体现了生者仁爱的德性,并且在儒家看来,“其恩厚者其服重”,故“为父斩衰（“斩衰”,守丧服名,为五服之首）三年”。这样儒家“孝”道所内蕴的感恩文化精神,通过清明祭祀的礼仪活动进一步得以开显。

其次,当清明节气与寒食扫墓、祭祀活动结合之后,在特定的时令节气之日来进行这种祭祀活动,就进一步强化了其凝重肃穆的文化气氛,其感恩的文化意蕴也得到进一步的开显。唐宋后人们将清明节的祭祀活动看得更为重要,从而使之有了更明显的缅怀祖先、感念恩德的道德伦理意义。唐朝诗人杜牧有《清明》诗谓: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此乃触清明之景,生感恩之情,诗中对人们在清明前后的思亲之心、感恩之情以及怀土之愁作了生动的描写,很有代表性。但是中国人的感恩又不是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而是在一种轻松欢快的气氛中进行的。其所以又有欢快的气氛,是因为清明节同时也融合了清明前后的上巳节。上巳节是个礼赞生命的节日,它始于远古的春社风俗。据史载,在这一天,可“令会男女”,“奔者不禁”（《周礼·地官》）,是一个青年男女性自由的日子,因而上巳往往有游春娱乐的活动相伴。这一天人们既要祭祀生养万物的土地之神,也要祭祀促成男女婚配的女媒之神。将节气与祭祀相融合、将寒食与上巳与清明相融合而成的清明节,一方面表现出奠洒扫墓的凝重,另一方面又有着欢歌游春的轻松。人们在祭祀和缅怀祖先的同时,又通过郊外踏青等游乐活动,以实现对春天生命复苏的领悟和对人类生命的礼赞,同时也表示出对大自然的亲近。这样,祭祀感恩与踏青游乐,就成为清明节前后的两个鲜明的文化主题。

再次,历代对黄帝的祭祀亦具有民族感恩的普遍意义。关于黄帝的祭祀,最早也许可以追溯到黄帝逝世时。《绎史》卷五引《纪年》及《博物志》: “黄帝崩,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祀之。”不过确切的记载,大概在战国时期,此时黄帝作为五帝之一而与天神一起被祭祀。《汉书》卷25: “而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可见战国时已祭黄帝无疑。不过此时多是当作天神的黄帝而祭祀的,而且常将五帝、五行、节时相配而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汉唐及其以后。南朝到隋唐,多是在南郊祭天时又以五帝配祭。在对作为天神的黄帝祭祀的同时,也有将黄帝作为人文初祖祭祀的。战国末到汉初,黄帝之学流行,人们也总是歌颂黄帝“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功德,所以黄帝也往往作为人文初祖而成为祭祀的对象。而对黄帝的制度化、规范化祭祀在隋唐时已经开始,到明清时期更加重视,礼仪也愈加规范。但是,祭祀的时间,一般并不确定,大多是根据时势的需要而进行的。节民祭祭文曰: “伟矣轩辕祖,圣名耀人寰,创文醒愚民,止戈定指南。始祖奠初基,弘恩惠大千。”从祭文可看出,明清以来祭黄帝,感念黄帝恩德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其感恩的对象主要是作为“民族始祖”或“人文初祖”的黄帝；感恩者的主体,不是某些个人,而是中华民族整体,体现了中华民族集体的意志。这样,清明节祭黄帝,事实上就具有了民族感恩的性质,也体现了民族性的普遍意义。

总之,清明节祭扫黄帝相对于已往,其意义有了重要的变化,即从传统的将黄帝与天神合一的祭祀,转化为对主要是作为人文始祖的黄帝的祭祀；从主要是歌功颂德的祭祀转化为感恩意义上的祭祀。这样,清明的感恩文化意义,通过“民族感恩”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显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