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龚自珍和魏源。

现代儒学的萌蘖可远溯于龚自珍（1792-1841）和魏源（1794-1857）。龚自珍提出: 国家必须要改革,必须要向西方学习,只有更法、改革,才能挽救危机。魏源是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中国人,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口号: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认为向西方学习是大规模的,“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意思是,但凡对老百姓有利的,我们皆可学来,自己制造。可以说,“中国制造”这一观念可溯源至此。这就是魏源的主张。龚自珍、魏源两位儒家人物,可谓新思想萌芽的始祖,他们齐而呼吁变法,提出向西方学习,是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使然。

2.曾洪之争。

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将大家熟知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改成了“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人宰物,得光荣”。这完全变成了基督教的内容,所以说,洪秀全当国定会在中国实行彻底的基督化政策,全国人民都会变成基督教徒。因此,曾国藩才会有这样的惊呼: 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来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从根本上而言就是一次文化的冲击。冯友兰先生曾就洪秀全和曾国藩之争说过: 这不仅仅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起义与镇压者之争,更是一场文化之争。所以说,曾洪之争,既是军事之争,也是儒家与耶稣教、基督教的一场宗教较量。在这场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斗争中,儒家暂时占领了上风,取得了胜利,宣告了洪氏基督化中国设计方案的破产。

3.洋务运动。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各国列强乘中国衰弱之机,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正遭遇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当中说的。

要把中学和西学有机地融合起来,就要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两江总督张之洞说: 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可偏废。“旧学”即“中学”、“内学”,治身心；“新学”即“西学”、“外学”,应世事；二者为“体用”关系。这一主张,我以为,直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变末不变本、学器不学道、引用固体的改革方式的失败”。但是,“中体西用”作为第一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范式却保留了下来。尽管受到严复、康有为等维新派的严厉批判,但它影响深远,时至今日,虽然人们对“体”、“用”的解释会有所不同,却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中体西用”的影响。(颜炳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