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两千多年前,董仲舒在上给汉武帝的《贤良对策》中重点分析了为何会出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榨起”?政俯防止犯罪的法令越多,人们犯罪的数量也越多；政俯打击犯法的措施越多,人们犯法的手段也越高明。董仲舒认为,这是因为社会风气已经从根子上坏了,即所谓“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当风气已彻底败坏、当人心已极度糜烂,这个社会只能象“朽木粪墙”一样,愈治而愈乱。如果不从改变风气着手,盲目相信严刑峻法,那就和秦朝统治者一样,在不自觉中沦落为“废德任刑”的法家式治理,乃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因此,董氏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以“正人心”作为最重要的突破口,并从最上层做起,层层向下,波及整个社会。他说:

为人君者,正心以正进行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贤良对策一》)

那么如何才能“正人心”呢?董氏提出了四条,下面我结合儒家思想略加分析:

一是义利。儒家认为国家引导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一在于辨明义利,不能把“利”字放在首要位置。“国不利为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这当然不是指不需要发展经济,而是指必须在指导方针上摆正义利关系,并以“义”来指导所有的利益活动,“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按董仲舒的说法,民之好利,如“水之就下”,生而俱来,防而不止；如果官府不能正确引导,而是以利益成就作为衡量人的主要标准或促发展的主要动力,就会在一夜之间形成全民逐利的狂潮,彻底毁掉社会道德的根基。董氏云:“尔好义,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贤良对策三》)

二是均寡。儒家认为财富分配公平与否,是决定人心朝向、社会风气好坏的主要因素之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均”就指财富分配公平、合理。这是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多半是由于拥有特权的人与民争利,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百姓“穷极愁苦”,不再乐生。他们到了连死也不怕的地步,“安能避罪”?(《贤良对策三》)

三是贤能。移风易俗另一最有效的办法是任贤举能。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上下之间的风化效应十分明显,“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如果在上位的人品正直、心术端正,自然会对下面的人产生感染力。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不端、心术不正,必然会“上梁不正下梁歪”。“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董仲舒一再主张为人君者“遍得天下之贤人”,原因也在于此(《贤良对策二》)。

四是养士。人才不仅要靠发现,还要靠有意识的培养。把培养过程制度化,就是董仲舒所谓“兴太学、置明师”。这样做最大的意义之一,是让一批人才通过修习“六艺”树立坚定的信仰,培养健全的人格,掌握治国的本领。孔子曾把这样的人才总结为“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恭俭庄敬”、“洁静精微”、“属辞比事”六个方面(《礼记·经解》)。曾子则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概括人才成长的修炼过程(《大学》)。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因为其他各家各派,或尚诈术,或倡专制,或讲出世,或反孝悌,均不能胜此重任。(方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