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书法家米芾说：“孔子之前，既无孔子；孔子之后，更无孔子”。南宋理学家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两句话，说出了孔子在人类史上空前绝后、无可替代的地位。

孔子生活在256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动荡最剧烈、变革最激烈、矛盾最复杂的500多年，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期，是古代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阵痛期。奴隶社会寿终正寝，奴隶阶级觉醒反抗，奴隶主挣扎反扑，封建诸侯抢占地盘，天下可谓风云激荡、无一安宁。大动荡造成大分化，大变革推动大发展，大破坏带来大重组，似乎有一只巨大的手，在支配着天下的风云变局，这只手的名字，叫战争。分分合合，生生灭灭，合纵连横，弱肉强食，全部靠战争来完成。无论是春秋时期的争霸战，还是战国时期的争雄战，本质上都是以土地为目的的统一战争和以统一为目的的土地战争，其结果是，由分裂走向统一，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由分封制走向中央集权制。天下几百个国家，打到最后只剩下春秋时期的五霸、战国时期的七雄。最后，“六王毕，四海一”，秦国一统天下。据《春秋》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的242年间，大大小小的战争达483次。战争造成的破坏主要有两个:一是对经济社会的打击。中国自春秋时期进入铁器时代，铁器应用于牛耕技术，私田制开始替代井田制，但战乱使这一进程缓慢而艰难；二是对文化的摧残。“礼崩乐坏”指的就是价值观被破坏。战争是经济的天敌，安定是文化的产床，试想，一个战乱频仍、灾难连连的社会，能形成稳定的生活圈和文化圈吗？能有一致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吗？旧有的被摧毁、新生的没建构，“天下大乱”是必然的。但是，战争带来重组，动荡产生变局，混沌酝酿思想。在这样的情形下，必然要有思想家东奔西走、登高一呼，于是形形色色的政治主张应运而生，一时间思潮涌动、风云激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贵族的官学衰弛、私学兴盛、杏坛遍地，它给了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以讲坛、平台、渠道，于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医家等竞相登台，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孙子、墨子等各竖一帜，很多人在周游列国、四处游说。这其中，对治国理政有深刻体会，对民生有深刻体察，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三大矛盾关系有深刻体悟的孔子的出现，以及孔子学说的形成，成为中国历史的必然、中华文明的必然。

鲁国是春秋时期保留周礼最好的国家，素有“周礼尽在鲁也”“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之美誉，鼓吹用周礼整饬社会的学说一定会诞生在礼仪之邦。鲁国虽小，但手工业比较发达，“三分公室”“四分公室”等土地改革，废除了奴隶制下的井田制，实行无论公田还是私田一律收税（丘赋）的政策，比楚国早40多年，比郑国早50多年，比秦国早一二百年，是改革的先行者。一个完全凋敝、封闭、落后的环境，是很难产生任何学说、思想的。鲁国的改革实践为孔子思想提供了现实土壤。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公元前400年前后，是人类的一次智慧大爆炸时期，东西方涌现出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与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生活在几乎同一时代的伟大思想家，还有古希腊的先哲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孔子比苏格拉底年长82岁，这意味着，中国的孔子以领先西方思想源头“古希腊三贤”的脚步，接举了人类文明的圣火；除此之外，还有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古印度的佛祖释迦牟尼、古波斯的先知等也都诞生在这期间。基督教的前身《旧约圣经》诞生大约也是在公元前400—500年期间。可以想像，在那段岁月，人类思想的天空，同时绽放那么绚丽的光华，世界文明该是怎样的文化盛景！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智慧先驱、哲学先贤、思想巨擘和他们所带动的东西方文明，是在各自独立的空间和封闭的环境下形成的。那时的中国，不知道天下还有个希腊，不知道还有个欧洲，甚至不知道有个邻居叫印度，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人类社会在发展，但人类文明不一定更进步，西方现在有思想家能超过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吗？柏拉图之后，一切思想家都不过是在给他作注解罢了；有思想家能超越中国的孔子吗？他是人类史上的唯一。

中华文明正是因为它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对世界发展的贡献而成为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时期就确定了自己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2000多年来从未中断，而且这个地位是由孔子确立的。所以说，孔子是中国的慧根、人类的福根，他圈点了中华文明的共有圆心，也确立了世界文明的东方原点，孔子与西方先哲一道，撑起了人类思想的天空。因此说，是历史造就了孔子，是现实成就了孔子，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开始发出光芒，辉映了人类历史的天空。(刘汉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