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智者不一定是勇者,更不一定是仁者。孔子评价几个学生: “由也果”,属于勇者；“赐也达”,“求也艺”,都属于智者。(《雍也》)“孟武伯问: ‘子路仁乎?’子曰: ‘不知也。’又问,子曰: ‘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 ‘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 ‘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长》)在孔子看来,这几个学生高足各有所长,可以算是君子之智者或勇者,但都没有达到君子之仁者的境界。诚然,孔子讲过: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智)?”(《里仁》)

但这并不是说智者必是仁者,因为即便“择而处仁”,也未必就已经是仁者了；这只是说君子首先必须成为智者,能够知仁、处仁,然后才有可能由好仁而乐仁,有朝一日成为仁者。“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朱子把“不知而作”解释为“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又把“我无是也”理解为“谦辞”,乃自相矛盾之说(《集注·述而》)。其实,“不知而作”在这里是褒义的,是说未经智者境界便已达到勇者境界(即勇于行),孔子认为这样固然不错,但未必行得通,所以,孔子接下来讲应该多见多闻。孔子还说过: “子贡问为仁,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这里的“为仁”,也首先是一个选择问题,而能够作出正确选择,正是以智为前提的。

由此可见,智者是君子之最低境界。然而即便如此,这种起码的境界也不容易达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 ‘予有乱臣(能够治乱之臣)十人。’孔子曰: ‘才难,不亦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泰伯》)这是讲人才难得,圣人能拥有的君子之智者也不过数人而已。然而,由小人之智者而继续修养,可以达到君子之智者的境界。这种境界的转换,如前文所说,有两个方面:

(1)从量上看,君子“艺”,小人“器”。关于“君子不器”,《子罕》记载: “达巷党人曰: ‘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 ‘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这是有人认为孔子只博不专,孔子以“执御”(只会驾车)幽默之。小人之智偏执,为“器”；君子之智博通,为“艺”。

(2)从质上看,如前所述,君子能知“义”,小人只知“利”。“樊迟问知,子曰: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君子之智在于从事人之所宜,这就是“君子喻于义”。而归根到底,君子之智者知仁、求仁。由于“务义”,君子之智者有时表现出一种大智若愚的境界。“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长》)可见小人之智为私,乃小智,其智可及；君子之智为公,乃大智而似愚,其愚不可企及。此外,孔子又说过: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其实,“知命”与“务民之义”也是不矛盾的,因为所谓“天命”,只不过是古人对难以掌握的自然、社会规律的一种不科学的表述。由“知命”而至于“务民之义”,就是《周易》所谓“顺天应人”的意思。(黄玉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