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在中国哲学体系中具有本体论的地位，是万物之本源，但道不是实体，没有起点，亦无终点。因为万物都是一“有”，终极之“有”不会再由“有”来产生，如果存在能生终极之“有”的“有”，那么此终极之“有”就不是终极。故终极之有只能由“无”产生，此“无”即为道。但此“无”不是虚无空洞的抽象的无，而是具有生生之能，大化流行之“无”，故由“无”生终极之“有”，由终极之“有”生自然万物。而且，道的意义不仅作为产生万物的本源而存在，道就在现实的万物发展变化中，始终作为一种支配力量而存在。因此，人在道的面前总是渺小的，道对人而言在本质上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是不可望的，道的微妙玄通与博大精深是常人的逻辑思维所无法把握的。

道既在我们的认识之内又在我们的认识之外，我们在认识之内只能知道有一种力量支配着我们的视听言动，知道有某种力量决定着我们的生老病死，但这种力量是神秘的，是我们永远无法把握的，我们的终极命运不是把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是某种不可知的力量，这种力量老子“强为之名”曰道。道使万物诞生又死亡，一切都只能作为一个过程而存在，但在人类的世代相续、万物的生灭轮回中又体现着大道不言的生生之德。人与道之间存在永远的距离，这是一种永恒的距离、无法超越的距离，使人无法真正的占有道，更无法支配道；同时，人又无法把此距离扩大到两不相干的程度，无法斩断人与道的联系，彻底摆脱道的控制与决定。这就是道的神秘与不可捉摸，道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张力，无论人承认与否、接受与否，它都真实的存在着。

仁是人的本质规定性，是人的存在根据，也是人肯定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在人没有自我意识、人与天地一体的自然时代，作为（属）人（之）道的仁以道的本然存在方式与自然的人一体发用流行，此时自然的人没有仁的意识，故“大仁不仁”。当人有了自我意识，日益摆脱与自然一体的状态，不能再以本然的无知无识的状态达到对天道的自然体认与符合，也就离开了天道的自然流行，开始依靠自己的意志与欲望行事，这样人的行为就有了多种可能性，而与道相合的仁只是人作为主体选择的可能性之一，而不是必然选择，这样人就有可能违背天道对自己的要求，在自己的行为中表现出不仁。而道不会主动言说对人（仁）的要求，这就需要人主动体认天道的要求，主动按照天道的要求行事以达于仁。于是出现了言说之仁。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人即是仁，仁即是人。人是仁的载体，仁是人的本质。二者同出而异名。人是道体流行的实体性表现，仁是道体流行的精神性表现，实体与精神的划分又是人为的划分，二者是全然、本然、自然一体的，缺少任何一方面都是对人的否定。仁作为精神性存在，不能以具体的形象的方式为人所把握，仁作为物质性存在，就是人本身，人看到的是自己而不是仁，故人对仁的认识也是艰难的过程。但仁可以在人的视听言动的每一方面表现出来，表现为一种发自自我而指向他者并以利他为特征的自觉、自愿的主动行为，这种行为形成一种范式即为礼。孔子对周礼的推崇不是一种盲目的复古思想，而是对周礼所体现的仁的推崇。礼只是仁的表达形式，承载的是仁的丰富内涵，没有仁作为礼的内涵，礼是没有真实意义的，是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孙铁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