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爱”的情感，所谓“仁者爱人”，儒家的核心观念“仁”，往往被认为不同于墨家的“兼爱”、耶教的“博爱”以及佛教的“慈悲”。换言之，儒家的仁爱肯定“爱有差等”，普遍性不足，不像“兼爱”“博爱”和“慈悲”更具“世界主义”的胸怀。

其实，且不论“爱有差等”一说并无儒家经典的直接根据。关键在于，对儒家来说，“爱有差等”只是对于经验世界人类感情远近亲疏自然差序的一种观察和正视，并不是儒家的一种“主张”和“提倡”。从“主张”与“提倡”的角度来看，儒家的仁爱与兼爱、博爱和慈悲一样，都是指向世间的所有存在。儒家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正是主张人类应该把“老吾老”和“幼吾幼”这种最为真实的情感推广到他人乃至世间万物。只是儒家看到，在仁爱实际落实的过程中，人类感情由亲而疏、由近及远，存在着自然减弱的经验事实。如果不能正视人类情感的自然差序，由此作为一个切实的出发点，起始就提倡“爱人如己”，恐怕难以真正实现，或许在未能做到“待邻人如父母”之前，已经先“待父母如邻人”了。如此一来，“兼爱”“博爱”和“慈悲”之类高尚而普遍的价值，就不免流于空洞、抽象甚至自欺欺人的口号。

对于儒家的自我观，以往也存在一种流行和常见的误解，认为儒家是“集体主义”的立场，不重视自我，认为个体只有在某种集体和组织结构中才有意义和价值。诚然，儒家的确认为，每一个体“自我”的建构都是在各种关系彼此交织和相互影响的网状过程中逐渐形成，但也并不认为每一自我是“本来无一物”的“空空如也”。从孟子以及绝大多数儒家的角度来看，至少“恻隐”“是非”“羞恶”和“辞让”这“四端之心”，作为人的“本心”和“良知”，同时也是天赋的道德理性和情感，是无法被消解和化约的最终实在。从孔子“我欲仁，斯仁至矣”“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一直到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强调的都是这种独立不依的人格与自我。因此，从儒家的角度来看，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一方面要意识到自己在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同时，还有广泛的责任和义务，自我的实现与完成无法脱离各种关系的网络，另一方面也要保持独立的人格。自我与社会或者说个体与群体之间，是一种既内在又超越的关系，要在深入社群的同时成就鲜明的自我。这才是儒家的自我观。

至于儒家的天下观，与“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更为直接。也许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孔子周游列国绝非如我们如今在国内各省之间往来一样。秦统一中国之前的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无论文字、货币、度量衡还是语言、服装等，都各有不同。孔子周游列国，是名副其实的“跨国”行为。由此可见，对于自己学说与理想的实现，孔子并不仅以自己生长的鲁国为限。孔子还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话，并曾有“欲居九夷”的想法，其视野与胸怀显然已超出了“国家”的界限。这些行为和言论都说明，孔子的天下观完全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立场；视孔子为一个“世界公民”，也毫不为过。而《礼记》中天下“大同”的理想，以及王阳明所谓“视天下为一家,中国犹一人”，更是儒家“世界主义”立场的鲜明反映。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作为超越族群与国家的人类普遍价值，正是一种“世界主义”的取向。不过，儒家世界主义的天下观并没有忽视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特性与差异，一味提倡抽象、空洞与无差别的“大同”。无论是对于个体的人与人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孔子认同与推崇的“和而不同”，其前提正是对于个体差异的肯定与尊重。至于孟子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期提倡“王道”与“仁政”，也正是不以各国之间的彼此征伐为尚，反对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世界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儒家的“大同”理想不是抹杀个性，而是“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大通”与“和谐”。(彭国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