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先秦诸子之一,其特点是以传经的方式传道。所谓“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六经”或“六艺”；所谓“道”,孔子孟子所弘扬的华夏文明之传统价值,其核心是“仁义”。东汉史学家班固总结先秦诸子学术,即谓:“儒家者流……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上下两千年,中国社会千变万化,儒家学者也与时俱进,扬弃旧说,融汇新知,各抒己意,流派纷呈,但万变不离其宗:仁义。“仁义”是历代儒家都认同的“普世价值”。

“仁”与“义”,原来是两个概念:仁者,人也,人之所以为人而不为禽兽；义者,宜也,人应该怎样为人才符合情理。孟子始将“仁义”并称,以概括儒家的核心价值。他拜谒魏国梁惠王,惠王问:“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将有什么高见可以利吾国?”孟子答云:“陛下何必曰利?我只有仁义而已。”惠王问的是“利”,孟子却跟人家讲“仁义”,好像驴唇不对马嘴。其实,这正是孟子超越流俗的远见卓识。

孟子所处的时代,七国争雄,互相攻伐,战争连年,不是“中国内战”,而是“世界大战”。各国的发展主题,就是富国强兵,开疆扩土。这也是梁惠王所关心的“利”,但对普通百姓能有什么好处呢?无非是赋税更重,死人更多。孟子则主张:“民为贵,社稷（国家）次之,君为轻。”人民至上,而非国家至上,更非君王至上,所以他反对战争,说“春秋无义战”,说“不嗜杀人者能定天下”。他劝君王施行“仁义之政”: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然后好好办一些学校,教以孝悌之义,使百姓懂得尊老敬长。如果能这样,天下的知识分子都想到贵国来发挥聪明才智,农民都想来贵国耕田种地,商家都想来贵国做生意,各国痛恨本国君王的人都想到贵国来寻求正义。仁者无敌,自然而然就令天下归服了。用今天的话说:和平崛起。

这在“以攻伐为贤”的各国君王看来,当然是书生之见,太不切实际,如《史记》说,“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事实上,不仅春秋战国,而且秦汉以后的改朝换代,都是弱肉强食强者为王的历史,用鲁迅的文学比喻:吃人的历史。正因为如此,“仁义”才成为历代儒家不懈的追求,将其视为超越国家存亡的“普世价值”。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纵观古今历史,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所谓“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皇帝变了,百姓依旧是百姓；所谓“亡天下”,却是“仁义阻塞”,也就是道德沦丧,价值崩溃,你吃我,我吃你,互相坑害,互相残杀。顾炎武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保护国家不致被倾覆,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与普通百姓无关；而保护“普世价值”不致被颠覆,即使普通百姓,也有一分责任。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就是由顾炎武这段文字演变而来。但顾氏原意,“天下兴亡”不是“国家兴亡”,而是指儒家普世价值“仁义”的存废。当一个社会公然毁仁弃义,理直气壮地崇尚强权,赤裸裸地推崇暴政,这个社会就是乱世,用顾炎武的话说:亡天下。这不是预言,而是并不遥远的历史,如古人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谢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