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学家冯友兰立心立命继绝学贞下起元开太平－历代大儒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光绪三十年（1904年）其父被委任为南昌“方言学堂”的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合家迁往南昌。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

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中州公学。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

当时的上海公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为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当时的北大，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茶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并且深受影响。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大任教。一个是留美的哲学博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北大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二位先生年轻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1918年，冯友兰从北大毕业，回到开封，在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执教。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心声》成为当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学。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俯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上文化，拒斥外来思想。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由于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

在美求学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大学者泰戈尔，共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为关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作和思想。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一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1923年，冯友兰学成回国，始任开封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1925年又到广州广东大学任教授。次年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在此期间，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在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8年，冯友兰离开燕大到清华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兼任哲学系主任。后来还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和文学院院长。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的十年（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在清华任教期间，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会后，他又通过申请获准访问苏联。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通过耳闻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三松堂自序》）冯生先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学系，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囧谠政俯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囧谠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囧谠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而成。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清华大学被迫南迁。先迁往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后又迁往云南昆明，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任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同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在暂避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到昆明后不久，他又为刚创立的西南联大写了校歌的歌词，调寄《满江红》：“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檄移栽祯干质，九洲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歌词充分表现出作者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和终将战胜日寇、收复祖国失地的信心。他始终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在一直支撑着他，他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困厄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之时！正是凭此坚定信念，冯氏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埋首著述，潜心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从1939年起，他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1940年）、《新事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冯先生将这些著作总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贞元六书”，表示其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的坚定信念。关于冯友兰著此六书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确的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水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这充分展现了冯氏的宏大抱负和深切愿望。

1946年，西南联大因抗战胜利而解散，清华大学亦迁回北京。同年，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将讲稿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美讲学期间，冯友兰深深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1947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冯友兰生怕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于是，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返回了祖国。

1948年秋天，冯友兰回国后，当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并被选为院士会议评议会委员。1949年初，冯友兰辞去本兼各职，专任教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调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常务委员，还先后被选为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然而，在学术上，冯友兰却很不顺利。在刚刚解放的1950年，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以及后来的历次反右运动中，冯友兰都首当其冲。不但其思想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倍受折磨。直到1968年秋，毛□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还是让他们当教授，拿薪水。得此“特赦”，冯氏才得以离开牛棚，勉强恢复自由。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冯家被定为外宾访问的开放户时，才算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

综观冯友兰解放后的学术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50—60年代。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他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冯氏后来回忆说：“当时正在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我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努力运用，写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十年浩劫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三松堂自序》）在这一时期，整个学术界都被一种僵化、教条的学术空气所笼罩，哲学史研究由于其与政治过于紧密的关系更是如此。一部丰富多彩的哲学史被简化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并被图式化地定为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义的历史，冯友兰身处其时，亦颇受这种氛围的影响。第二阶段是70年代，代表作为《论孔丘》。其时，“四人帮”为达到个人目的，大搞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将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简化、歪曲为儒法斗争史，厚诬古人，捏造事实，影射史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间，整个学术界风声鹤唳，硝烟骤起。在“四人帮”的“顺者昌，逆者亡”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许多学术趋尚世风，违心地写了许多应时之作。冯友兰当时压力极大，他虽然从心底里极为反感“四人帮”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思想指导下，也不得已“依傍党内的‘权威’的现成说法，或者据说是他们的说法”而写了《对子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不久，《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即予全文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1975年，他的《论孔丘》一书正式出版。书中观点与以前迥然不同。这显然是在强大政治压力下的违心之作。他后来亦坦诚地说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三松堂自序》）这既是冯氏个人的无奈，也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大悲剧。1972年，身处逆境中的冯友兰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云：“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对解放后事态纷坛和自己哲学思想之多变，颇多感叹！

第三阶段是80年代，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尤其是中国□□谠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冯友兰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经过50—60年代的教训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腾，冯氏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决意重写中国哲学史，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志，手握如椽巨笔，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了一大心愿。

“学海无涯生有涯”。冯友兰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迁变，人世沧桑之后，终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1990年11月26日，在95岁华诞的前夕，这位现代中国的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纷攘多变的世界。

下页：融会中西，构建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