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习经书立志求国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晚号更生或更牲，还自号天游化人，游存叟、游存父等。因是广东南海县人，人们尊称为康南海或南海先生。1858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银塘乡。康有为属于官宦书香世家的后代。高祖康辉，曾诰封荣禄大夫，官拜广西布政使；曾祖康式鹏，讲学于乡里，是名闻一方的酸儒；祖父康赞修，担任过连州教谕，十分推崇程朱理学，在广东文人中颇有声望；叔祖康国器，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受命广西巡抚。到其父亲康达初时，家运开始衰败，仅官至江西的补用知县。康有为对自己的家世十分自豪，自称“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康南海自编年谱》后简称“年谱”）

作为长子的康有为自幼聪明，5岁时就能背诵唐诗数首。6岁拜师简凤仪，系统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和朱注《孝经》等书，7岁时就已经能写文章了。康有为学习专心致志，十分用功，无论多么难读的经书，他只要诵读几遍，就能背诵如流。由于康有为读书过目不忘，颇能强记，悟性又好，故老师十分喜欢他，远近不少人都知道，在银塘乡有位了不起的“神童”。也许是自幼受家庭的影响，也许是经书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扎根，康有为少年老成，不苟言笑，“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梁启超《康有为传》）言必称圣人。难怪乡里的亲友们送给了他一个雅号：“圣人为”。的确，还在孩童时期，康有为就已树立了远大志向。一次，父辈们来到康有为的书房，想了解他的学习情况，有意考一考他的才学。时值屋外柳絮纷飞，有人顺口便出“柳成絮”三字，让康有为答对。小小年纪的康有为不假思索地对以“鱼化龙”三字。此对不仅对仗工整贴切，而且也反映出了康有为的宏大志向，难怪当时父辈中就有人叹曰：“此子非池中物。”（年谱）

11岁时，康有为父亲康达初积劳成疾，中年早逝。母亲劳氏从此寡居，独立担当起抚养子女的责任。由于家境日继，全家只养得起一个佣人，主要劳动均由老母亲承担，“老母寡居，手挽幼弟，与诸姊妹治井灶之事，为生平未有之劳焉”（年谱）。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康有为便跟随祖父康赞修到了连州。祖父康赞修对孙子的抚养非常尽心，尤其注重康有为在学习上的成长进步。在祖父教导培养下，康有为阅读了许多典籍，诗词文章大有长进，人生观在这个时期也开始形成。

“既孤三月，遵从先祖于连州官舍，连州公日夜摩导以儒先高义、文学条理，始览《纲鉴》而知古今，次观《大清会典》、《东华录》而知掌故，遂读《明史》、《三国志》。六月为诗文皆成篇。于时神锋开豁，好学敏锐，日昃室暗，执卷倚檐柱，就光而读，夜或申旦，务尽卷帙。先祖闻之，戒令就寝，犹待遇灯如豆于帐中，隐而读书焉。频问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国藩）。骆文忠（炳章）、左文襄（宗棠）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年谱）。

14岁时，还西樵银塘乡居住。在这期间，他主要依靠自学，在伯祖和叔祖的书楼中博览了说部、集部、杂史诸书籍。他常常是手不释卷，口不离经，“日读书以寸计”。有时读书入神，头竟撞上了树干，故乡亲们又叫他“戆康”。17岁，康有为就已经“好为纵横之文，对时作诗，与兄弟乡老先辈倡和，又好摹仿古文，……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年谱）。

康有为尽管幼习儒经，博览群书，也颇有志向，但他在科学的道路上却是坎坷的。直到15岁，还未中秀才。19、25岁、28岁、31岁，数学乡试都不弟，直36岁，才中举人；38岁方中进士。正是由于科场失意，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他的虚荣与名利思想，造成了他转向研习真正对社会有用学问的动因。同时，这对康有为形成那执拗而孤傲的性格，显然也是有影响的。

19岁这一年，是康有为人生的重要转折时期，一是祖父的去世，庇荫康有为的最后一棵大树倒了，他开始完全独立地闯荡人生；二是这一年康有为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娶张氏为妻；三是从这年起，康有为决心“谢绝科举之文，土芥富贵之事”，转治经世致用之学，投学粤中大儒朱九江（名次琦）的门下，“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

康有为在朱老师门下学习非常认真，十分敬重这位硕德高行，博极群书的老师。“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余，以末世俗污，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先生动止有法，进退有度，强记博闻，每议一事，论一学，贯串今故，能举其词，发先圣大道之本，举修己爱人之义，扫去汉宋之户，而归宗孔子”。（年谱）在朱九江指导下，康有为熟读背诵了《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以及《汉书》、《楚词》、《文选》、杜诗和六朝文等。经过学习，康有为的思想经历了大的飞跃过程，通过对自己过去的学习内容和生活历程的反省，用批判态度对待学习，解剖社会的习惯开始养成。

一次，康有为同老师朱九江谈论韩愈（昌黎）。康有为对这位老师十分推崇的人大不以为然，指出韩愈道术浅薄，所著文章“皆空疏无有”。他觉得，“言道当如庄荀，言治当如管韩，即《素问》言医，亦成一体，若如昌黎不过文工于抑扬演灏，但能言耳，于道无与，即《原道》亦极肤浅，而浪有大名，千年来文家颉颃作气势自负，实无有知道者。”为此他遭受了朱老师的批评，说他太张狂。同学们也被他那如此蔑视“权威”的傲气所震慑（年谱）。由此他获得了“狂生”的绰号。

康有为的学习颇有个性。有一次听课时他闭目伏案，案头倒放着一卷《三国志》，被九江先生所发现。朱老师风趣地批评说：“你在闭目例看《三国志》吗？”有为坦然答道：“是！”接着，他便将倒翻开的两页书一字不漏地背诵了出来。另一次，九江先生带领弟子过西江去瞻仰苏东坡当年南贬时遇风泊舟的古迹，惟独康有为不愿同往。同学们问他，他说：“逆流之舟，何用瞻仰？我要看的是王荆公的改制台。”这既表明了他对王安石的钦慕，同时也表现出他的固执。由此同学们又称他“拗康”。

在大量阅读基础上，康有为开始了深刻的反思。为了探索人生之真谛，他经历了艰苦的求索过程。

“至秋冬时，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无有为之者。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问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为，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年谱）。

显然，这是康有为思想激烈动荡、傍惶时期。面对中国的现实，过去的信念受到了冲撞，新的信心正在萌生，这不能不是一个痛苦而情绪非常不安的过程。这正恰如康有为自己所述：“此《楞严》所谓飞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归依之时”（年谱）。

几年的学习，给康有为的一生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生平言学，必推次琦”；“粗闻大道之传，决以圣人为可学而尽弃旧学，自此始也”（年谱）。

1879年春，康有为回到家乡，决定前往山水幽胜的西樵山白云洞，读书养性，希望能在大自然的熏陶和道佛之书的引导下，摆脱焦躁不安心绪，同时让思想自由驰骋，以寻找真理的本，求魂气之灵。在这里，康有为面壁长斋静坐累月，“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这云，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普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请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习五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人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年谱）。

尽管如此苦读，但康有为仍未找到满意的答案。恰在这个时候，翰林院编修张延秋的到来，为康有为的治学面向社会架起了桥梁。当张延秋同四五位文人学士游西樵山时，就碰上了这个衣履不整、披头散发、自歌自哭自笑的康有为，并且还同这位性情急躁、傲气十足的青年人发生了激烈争吵。但“素以文学有盛名。于京师”的张延秋并未责怪康有为，相反却认为他有个性，谈吐不俗，因而“盛称之”。回广州后，张君逢人便说：“来西樵但见一土山，唯见一异人。”从此，广东士大夫开始知道，西樵山有个康有为，而且性格狂、怪、异。为了感激张延秋的雅量，高傲成性的康有为竟写了一封情文并茂的信给张君，张、康造结成忘年之交。康有为开始走出西樵山，经常往返于乡村与广州之间，拜张君，访学友，看社会，励志向。张延秋成了自朱九江话又一个深深影响康有为的人。“自是来城访张君，谈则竟夕申旦，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掌故，皆得咨访焉。张君聪明绝世，强记过人，神锋朗照，谈词如云。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年谱）。正是在张延秋的指导下，康有为接触到了近代维新思想，使他朦胧地看到了冲出世俗社会，寻找新生活道路的曙光。由此可见，张延秋不失为康有为的政治启蒙老师。

康有为的思想渐渐清晰了，他决心“舍弃考据贴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在这以后，康有为除了反复研读《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典籍外，还开始研究西学，“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一李回（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年谱）。这无疑对康有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李圭所著《环游地球新录》，深深地吸引了康有为，书中所描写的新世界和新事物，使他异境顿开，产生了走出国门去看一看的念头。

1879年底，康有为兴致勃勃地来到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一些新事物。“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年谱）。在香港，他还参观了赛珍会（博览会），看了欧洲戏和马戏团的表演，心灵深处的封建文化积淀开始发生动摇，感到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确实优于古老腐朽的封建制度。于是康有为开始萌发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念头。“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年谱）。

从香港回来后，康有为学习更加勤勉了。据说当时他每天早上抱一批书，往桌子上一放，右手拿着一把锋利的铁锥子，猛力向下一扎，锥穿两本书，就读两本书，锥穿三本书，就读三本书，每天不读完这“一锥书”，决不休息。以至于后来他由长期坐着读书，缺乏身体运动，影响了血脉流通，臀部长“核刺”，多年一直流水淋漓，给他带来很大痛苦。

1882年5月，康有为第一次来到北京应试（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应试和以后的各次应试，均是在康有为长辈们的强迫下参加的）。此行尽管没有及第，但却使他增长了许多见识。他游历了祖国南方的一些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年谱）。据说当时康有为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一下购走西学译著达3000余册，为当时该局售书总额的四分之一强。回到家后，康有为更加发奋攻读西方书籍。凡西方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以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耶稣教义等无所不读，“新识深思，妙悟精理，说读仰思，日新大进”（年谱）。当时康有为就是这样饥不择食地去吸取西方文化，以期能从西方找到救国富民的良药。这恰如毛□东曾经指出的那样：“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论人民民主专政》）

经过长期痛苦的求索，尤其是大量接触了西方文化和目睹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繁盛以后，他与其他先进的中国人样，认识到这样的道理：“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同时，康有为又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找到了战斗的武器。

康有为尽管曾经在朱九江门下受到过“经世致用”之学的熏陶，但从总的看，康有为所奉之儒学，仍属于古文经学的范畴。从1884年起，康有为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长期筛选与鉴别，终于下决心摈弃宋学和古文经学，而转事今文经学。

“二十七岁（1884年）而尽读汉、魏、六朝、唐、宋、明及国朝人传注考据义理之说，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而劬矣。始循宋人之途辙，炯炯乎自以为得之矣。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继遵汉人之门径，纷纷乎自以为践之矣。既悟其不如是之碎且乱也。荀止于是乎？孔子其圣而不神矣。既乃离经之繁而求之史，凡数千年国家风俗治乱之故，若者与孔教相因而进退者，得之于战国、秦、汉之间，东汉为美矣，以为未足尽孔子之道也。既乃去古学之伪，而求之今文学，凡齐鲁韩之《诗》，欧阳、大小夏侯之《书》，孟、焦、京之《易》，大小戴之《礼》，公羊、谷梁之《春秋》，而得《易》之阴阳之变，《春秋》三世之义”（《礼运注叙》）。

1890年初春，康有为在广州会见了今文经学家廖平，受到很大启发，觉得今文经学的“三统说”和“三世说”，就是可以通经致用“微言大义”。康有为认为，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及今文经学“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渡”，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康有为传》）。于是在廖平的启发引导下，康有为彻底完成了由古文经学到今文经学的转变，并且很快完成了著名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从而正式奠定了他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