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博学多才的一代大儒，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梨洲先生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当推政治思想哲学、史学三个领域。

梨洲有关政治思想的论著不少，而《明夷待访录》则奠定了他的民主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待访录》包括《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等共13篇，对数千年来政制、法律、教育、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加以理性的反省和批判，从而提出了一个富含民主意识的全方位的政治大纲。

中央政制的核心是最高统治者——君。梨洲在《原君》篇中提出，君应该做到“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而己又不享其利”，这才是“君之道”，才是“君之职分”；只有合乎这个标准，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君。由此引申，“君”与“天下”的关系应该是“天下为主，君为客”——人民是主人翁，君则是为主人翁获利释害而勤劳的人。这是一部《待访录》开宗明义的总纲。然而历史的现实却是“君为主，天下为客”，他们“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而且“视为当然”；梨洲认为，这样的君不折不扣是“天下之大害”。正因为自秦汉以来都颠倒了这个关系，为君者都视天下为自己的产业，做了君主就应当占有一切，所以才会演出一幕紧接着一幕的为争夺这个产业而血肉崩溃的惨剧！这里不存在什么“华”“夷”的区别，作者的批判锋芒是指向历代一切统治者的。仅此一点，就高过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梨洲还从根本上否定“君为臣纲”。他说：臣的职责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臣》，下同），臣不是“君之仆妾”，而是“君之师友”，臣与君的关系是平等的：“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都是为着万民的利益来同心协力治理国家；若不出仕为臣。于君则为“路人”——这已跟“公仆”的含义颇为接近了。至于“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更是对忠君观念的彻底批判。关于法律，梨洲认为“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原法》，下同），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味；主张“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与儒家传统思想“有治人而无治法”也针锋相对。在《学校》篇中，梨洲认为学校不仅仅是培养人才的场所，而更应该是立法议政的机构，他写道：“必也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大政出于学校，天下事的是和非，要由学校来裁判，这种“学校”及功能不正是近现代议会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基本职能吗？梨洲先生的胆略和见识不能不令人敬佩。这些凝聚着民主启蒙思想精华的议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是空前绝后的，跟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产生相比，也要早一个世纪。

《待访录》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还说：“我自己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待访录》内容丰富，有些观点也不免幼稚，不免带有理想甚至空想的色彩。这是历史的、社会的局限使然。

在哲学上，梨洲受蕺山先生的影响极深。然而，在生存的历史环境与经历的历史事件这两大方面，师生之间毕竟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梨洲哲学思想不尽同于蕺山，也不全来自蕺山。

梨洲多次论述理气心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建立了理气心性统一论。他认为，“天地之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是气以生，心即气之灵处……心体流行，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孟子师说·〈浩然〉章》）。所谓“气”，是客观物质之气、即自然界之气；所谓“理”，即物质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理与气是“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明儒学案·诸儒学案》）；“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诸儒学案》），理气心性是统一的。所以，不能“离气以求心性”，也不能心外求性。

梨洲在这里力图用心性理气统一论解释历史社会现象，以克服前人在自然观与社会观之间存在的理论矛盾，无疑是理论思维的一个进步，但仍然存在流于机械比附的缺陷。

其次，梨洲提出了“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学术史观。他在《明儒学案·发凡》中写道：“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一本万殊”是学术发展的客观现实，不能强人就己，而“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也一定有其合理的成分在内；但是，如果不加以“会众合一”的学术归纳，混“金银铜铁为一器”，则令人茫无头绪，难以把握“数百年之学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明儒学案》正是梨洲“一本万殊，会众合一”学术史观的结晶。

梨洲一以史学为根抵”（梁启超语），在史学领域贡献甚伟，既撰有大量史学著作，又有一整套具有真知灼见的史学理论，实为一代史学大师；由他开山的清代浙东学派，也以史学成就最为著称。

“经世应务”是梨洲治学不容移易的原则，因此，其治史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明代，不仅著有长达244卷的《明史案》，对南明时期史料的搜集保存也极为注意，有《行朝录》、《弘光实录钞》等，一方面探讨、总结有明一代“治乱之故”，同时也借以寄托故国之思。

“寓褒贬于史”，是梨洲史学思想的一项重要原则。他认为史书应起到“扬善惩恶”的作用，如果“为史而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无史之为愈也”（《晋书·史》）；并且还对各种体例的史书提出适用的褒贬原则，比如他认为地方志应“存美而去恶，有褒而无贬”，不同于正史之“美恶俱载”，“犹其所去，是亦贬之之例也”（《再辞张郡侯修志书》）。

同时，梨洲也十分重视史料的搜求考证，提倡严谨求实的学风，批评那种“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徒据残书数本、谀墓单辞，便思抑扬人物”（《谈孺木墓表》）的浅陋轻躁习气。

在梨洲自己，无论是摆述历史，还是应人之请而作的碑志序铭等，都是遵循了上述原则的。

为明修史，是梨洲的夙愿，但是，出于民族大义，清政俯几次礼聘都被他拒绝了。然而梨洲却始终关注《明史》的编写情况。他认为：“一代是非，能定自吾辈之手，无使淆乱，白衣从事，亦所以报故国也”（黄嗣艾《南雷学案·万石园先生》），因而同意自己的得意门生万斯同等参与史局（万斯同“不署衔，不受俸”，却是事实上的修史总裁）。梨洲虽身居草野，对《明史》的修撰仍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全祖望所说：“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必咨于公”，“历志出吴检讨任臣之手，总裁千里贻书，乞公审正而后定”，“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经》为考证。盖自汉唐以来，大儒唯刘向著述强半登于班史……而公于二千年后起而继之”（《神道碑》）。可见《明史》无论在编撰方针上，还是具体内容上，都有不少地方得自梨洲的贡献。

除了以上概略介绍的几点之外，梨洲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卓有成就，还为文化学术界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各种人材，同时，他又是一位文学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

黄梨洲生当中国学术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前夜，他的学术思想承先启后，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他的那种一生奋斗不息、目光永远向前、不倦追求真知的精神必将永远激励后来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