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一贯的主张是为学须与政术结合，他大力宏扬孔孟儒学的目的就是要有益于实际的治道。关中学风的特点除了重视自然科学外，就是特别重视“以礼为教”。还未及第时，张载在关中已经有很高的声誉，文彦博在长安任通判时，曾聘请他到学宫讲学，得到长安士子的尊重。登进士第后，开始授祁州司法参军，以后又到丹州云岩县当县令，在县令这种亲民之官的位置上，他开始贯彻自己“明礼教、敦风俗”的政治主张。他任云岩县令期间，经常在一个月中选择一个好日子，准备一点酒席，召集乡里的老年人到县衙里来聚会，他亲自向老人们敬酒，目的是要人们学习和发扬养老、尊老的传统，同时借此机会了解民间的疾苦，另外，还要借助这些乡老，传播自己忠孝仁爱的政治伦理观念。他常常发布有关道德教化的“教告”，为了将这些“教告”的内容贯彻到乡民中去，他还经常把基层的乡长们召集起来，当面教谕，再要他们教谕乡里百姓。有时走在路上遇到乡民或者乡民有事到县衙里来，他就要询问某个时间某乡长告诉你们某个事情没有，如发现有些人打折扣没有传达，就要追究这些乡、里基层官吏的责任。

张载倡导的“明礼教”，主要是要推行古代儒家的礼仪制度。首先，他力图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合乎这些礼仪规范。对他的学生门徒，他教他们洒扫应对，携老抚幼之礼；在家里，对未嫁之女，也让他们参加祭礼，熟悉一些日常的礼仪规则。他认为当时民间的丧葬、家祭这些大礼，不合古礼的规则，提倡改从古礼。经过他的倡导与身体力行，关中一带形成讲礼、重礼的风俗，用张载自己的话说：“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

张载在任地方官期间，注意道德教化的同时，也注意为人民群众办实际事物，如兴办学校，救灾，发展农业生产。当时北宋王朝经常受到辽和西夏的侵扰，而最高统治者却采取一种防内虚外的治策，致使对外战争经常失败。张载对这种边防积弱的局面感到很忧虑，他青年时代那种为国效命的豪壮气概仍然没有消磨掉。他写了《边议》一文，讨论守城、积蓄、择帅、用将、养兵等边防问题。在渭南时，他直接为渭帅蔡子正出谋画策，对西夏的入侵提出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应采取的措施。他曾经提出在边防城市实行族闾邻里自保的办法，这个办法是让乡民自己武装起来，保家卫国，“听其依山林、据险阻，自为免患之计”，即可以克服朝廷国防费用庞大而边防兵力又不足的困难，又使老百姓无颠乱之忧。这个兵民结合的主张，对于保卫国防诚然是一种有效可行的办法，但一心只考虑自己统治是否稳固的赵宋皇朝，不会采用这种武装乡民的大胆主张。张载这些建议和主张表现出他为学注重实用的精神。

他长期生活在基层，十分了解民众的疾苦，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势，贫富尖锐对立，社会危机四伏，他深深地感到不安。遇到灾荒年景，看到老百姓饿死道路的惨状，他常常对案不能食。家中的人看他吃的粮食太粗糙了，想给他舂一下，舂细一点，他告诫家人说“到处有饿死的人，我们吃粗粮蔬菜都应感到惭愧。”他试图从古代儒学的政治理想中，寻求一种改造社会的方案，这于熙宁变法的改革思潮是同步的。不过在具体方案上，他却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方针。

熙宁二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相，准备实行变法。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神宗推存张载，说他“学有本源”。神宗于是召他进京，与他讨论治国之道。他阐述了自己以三代之治为目标的政治理想。他认为“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托古改制是古代改革的传统模式，王安石变法也是拿《周礼》作依据的。神宗听了他的话很赞赏，准备立即重用他，但他推辞了，说他刚从外任上来，不熟悉朝政，等观察几个月以后看能不能有所贡献。以后王安石又找到他，请他出来参与新政。他说：“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就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委婉地表示自己的主张有所不同。张载的改革主张和王安石的变法在改变贫富不均这一点是相同的，但方法和手段却不相同。王安石首先是以法律手段，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样就侵犯了官僚地主的利益，是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但这些新法也没有马上给农民带来解决贫困的实惠，同时，变法与守旧，新党与旧党，南派与北派的斗争又交织在一起，使得斗争更加复杂。在这场斗争中，张载虽然采取中立的立场，但他原来的关系却与旧党比较接近。于是，王安石命他到浙东审理一个案件。第二年，案件审理完了，回朝复命，正碰上他的弟弟张天棋上书反对变法受到贬职的处分，他感到很不安。他的做官本来是为了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激流勇退，辞官回乡，继续他的学术探索。

张载的改造社会的方案，也是从《周礼》那里找到根据的，他与王安石不同的是，他要恢复古代的井田制来解决社会的贫富不均问题。他说：“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他想从土地制度入手，根本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面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他认为变法是应该的，但王氏变法的具体过程失之急躁和烦苛了，“变法须是通，通其变使民不倦”。

他的恢复井田制方案的具体内容是：把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按照古代的井田法把天下之地“棋布画定”，分给农民。分得的土地不准出租和招佃，由国家统一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收。地主不准多占土地，为了照顾原来土地多的地主的利益，就按照他们原有土地的多少、分给他们做一个田官，这些田官可收一定区域土地的什一税，所以也会赞成改革。任命地主为田官的办法，只是在土地国有化过程中施行。过一二十年后，田官就要择贤，不能世袭了。这个既要平均又要维护等级制的改革方案，充满理想色彩。因为张载没有接近过政治权力的中心，这个方案，也基本上是纸上的计划。他回到关中隐居后，还试图和朋友们一起买一些困地来进行这个井田试验；他说：“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他的计划是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后，广储畜、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敦本抑末，实现所谓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这与他学术上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目标是一致的。试验虽然最终未能施行，但张载对他的理想一直是深信不疑的。

与井田制联系在一起的是古代的分封制，由于宋以后皇权专制的越来越加强，所以从宋到明不断有学者提出恢复井田制，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这样的问题。黄宗羲甚至从屯田论证井田制的可行性。其目的是想增加地方自治的权力，以克服越来越强的集权造成的种种弊病。与之同时，则把维护等级制度的忠孝伦理建立在血缘宗法的社会关系上。张载提出：“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他的改革方案，既有民本主义和大同理想的内容，又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与宗法伦理，这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基本格局。作为理学的创始人，在这个总的社会政治理想方面，他既是真诚的信仰者，又是注重实际的推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