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为祖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增添了一部闪烁着光辉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此书是一部294卷、三百多万字的巨著。他平生笃好史学，自青年时代就开始研究历史，写出了许多有见地的史学评论，并立志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网络众家之说，成一家之书。通过长期对历史的研究，他深刻地认识到，治国平天下者必须熟读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他说：“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传家集》卷17，《进通志表》）又说：“治国安邦，不可不读史。”在编写《资治通鉴》之前，他就写成了战国至秦二世，名为《通志》的历史八卷进呈英宗，恰遇英宗皇帝也是一个爱学习历史的人，他“欲遍观前世行事得失以为龟鉴”（《传家集》卷68，《刘道原十国纪年序》），这就使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得到坚强有力的支持。他决心编好这部著作，为帝王治国安邦提供一部切实可用的“龟鉴”。他对英宗说：“光承乏侍臣，尝从容奏旧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鲜能该通，况天子一日历万机，诚无暇周览，乞自战国以还，迄于显德，凡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戒者，佳次为编年一书，删其浮长之辞”（同上）。这是他对《资治通鉴》的编写目标的合理的设想。就是说，他计划以编年体的方式来编写这部书。对于卷帙的长短，是为适应人君日理万机，读书时间很少，确定用简明扼要的方法，将浩繁的历史缩写出来，为皇帝提供一部切实可以借鉴，作为治国经验的历史教材，其取材范围仅限于“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之休戚”的两大主题。这些建议被皇帝高兴地采纳了，从此开始，司马光便竭力投身于此书的编写活动之中。

原来，在宋仁宗嘉祐年间他就开始了编写《历年谱》一书，采录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稽古录》卷16，《历年图谱》），用《春秋》一书的编写形式，分别编排略记了每个朝代及分裂时代各国之历史大事。全书共记录了1362年历史，共分为5卷，这部书已经形成了编修《资治通鉴》的提纲的雏型。接着，他又花了两年时间，在取材上以《史记》为主，兼采他书，基本上按照《左氏春秋传》之体例，编成了《周纪》5卷，《秦纪》3卷，取名为《通志》，于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进呈英宗，这部书的内容起自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3年）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秦亡为止，对“战国七雄”的“兴亡之迹，大略可见”（《传家集》卷17，《进通志表》）。英宗看了，非常赞赏，接着便正式命他负责编写《资治通鉴》，由于此项工作的工程浩大，“私家力薄，无由可成”，请求找两个助手进行协助。不久，英宗病死，继位的神宗也爱历史，重视历史经验，他认为这样的史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乃命名曰《资治通鉴》。并亲自预作了书序，叫司马光在书成之日，将此序文编进去。这样他便在最高统治者的有力支持之下，更加充满信心地从事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修史工作。

接着又在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成立了编书局。下一步工作就是物色人才，协助编书，司马光慧眼识才，他选出了两个很有史学才能的人，一个是年仅35岁的刘恕。刘恕（1033—1078年），字道原，筠州冲江西高安县）人，此人自小酷好历史，是一位历史知识十分丰富的饱学之士，被授为同编修，后迁著作佐郎。另一位是刘囗（1023—1089年），字贡父，自号公非，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此人也是一位博学之士，曾著书百卷，“尤邃史学”（《宋史·刘敞传》）。他不但精通六经，还能“读典坟丘索之书，习知汉魏晋唐之典”（《栾城集》卷28，《刘囗中书舍人制》）。在参加书局之前，他就同其哥刘敞，侄子刘奉世同著有《三刘汉书标注》6卷，自著《东汉刊误》4卷，《五代春秋》15卷，《内传国语》20卷，《经史新义》）7卷。后来，他因出任外官离开了书局，走后，他的工作由范祖禹接替。范祖禹（1041—1098年），字淳甫，成都华阳（属今四川成都市）人，嘉八年（1063年）进士，此人自幼“闭门读书，未尝予人事”（《宋史·范镇传》附）。他“智识明敏，好学能文”（《传家集》卷45《荐范祖禹状盯，他精通唐史，曾自著《唐史》12卷，《宋史》说他“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张端义：《贵耳集》），后来宋高宗说：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意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范大史集》卷41），上述诸人都是很有知识和才华的高水平历史学家，他们为《资治通鉴》的成书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此外，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参加了书局，负责检阅文字的工作。

《资治通鉴》从治平三年（1066年）奉命成立书局正式进行编写，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完成，共历时19年，全书内容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取材除“十七史”之外，尚有野史、传状、文集、谱录等222种，由司马光总其事，刘囗、刘恕、范祖禹等人各就所长，分段负责，第一步是从浩瀚的史料中选取排比材料为“丛目”，对“丛目”要求史料齐备，时间清楚；凡与时事稍有关联的，就要求尽量依次增附，由编修人员负责收集自己分工范围的资料，进行选取和排比编写而成。第二节是编写“长编”，长编就是把写丛目时编排的资料全部检出，经过认真分析，鉴别；考证异同，去伪存真之后，进行综合归纳，重新整理成篇。编写长编的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最后是删改定稿，由司马光自己负责，就是在“长编”的基础上进行删繁削冗，修辞润色，最后总其大成，完成定稿而成书的。从丛目到长编再到定稿的三个步骤，是司马光对历史编纂学的创造性贡献。《通鉴》的成书，可以说是司马光毕生心血的结晶，因为这部宝贵历史文献之所以能够完成，是他从成年以来长期从事史学研究的最后硕果，仅从他“立志成一家之书”算起，包括《历年图谱》和《通志》的写成，到《通鉴》的最后完成，共用了30年的岁月，正如他在《进通鉴表》中所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在此书最后完成的第三年，他就与世长辞了。

《资治通鉴》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成就空前的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它的年代，起迄长达1362年，全书三百多万字，在内容上它除了着重记述了以政治、军事为主的“治乱兴衰”的历史，同时对经济、文化方面的历史亦有所略述。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构思精密，主题鲜明，重点突出，编次有序，删繁求精，“不漏不烦”（《传家集》卷17，《进资治通鉴表》）。在文字功夫上做到了精练明畅，使人阅读起来觉得铿锵有声，韵味无穷。此外，《通鉴》也是一部富于文彩的佳作，它的文字简朴生动，寓意深刻，其文学价值高，写得生动感人，耐人寻味。

正是因为《通鉴》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所以历代学者对它的评价很高。宋元之际的封建史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这部历史名著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座丰碑，司马光也不愧是一位划时代的伟大历史学家，直到今天，《资治通鉴》仍然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和史学研究价值，继续闪耀着它的智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