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句话，是清乾隆时期，学者王植在《皇极经世全书解》中对邵雍的评语。结合前人所记述的其他有关史料来看，这一评价对邵雍是比较合适的。程颐在《邵雍节先生墓志铭》中说：“（邵雍）德气粹然，望之可知其贤。不事表衤暴，不设防畛，正而不谅，通而不汗，清明洞彻中外……群居燕饮，笑语终日，不取甚于人。”（《明道文集》卷4）这是说，邵雍是一位道德高尚的贤者，为人正派，同人交往有其原则，同而不汗。他的头脑清醒，能洞察明暗，同时又是一个十分乐观的人。《墓志铭》还说他为人豁达、开朗，“接人无贵贱”，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宋史·道学传》称赞邵雍与人交谈时不讲他人的坏处，喜欢称道别人的长处，有人向其请教，则有问必答，从不盛气凌人，“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因此博得人们的好感，正派人士喜欢他的美德，不正派的人也能服其教化。人们认为，他的为人对洛阳一带的士风有着良好影响。

史书和墓志铭对邵雍不免有溢美之词，但至少可以看出他确实具有很多优良品德和作风。

邵雍初到洛阳时，家境十分清寒，虽然过着贫困的生活，仍然自有乐趣。只是因为他后来结交了一批达官贵人，受其资助，生活才变得优裕起来。但司马光等20余人为他购置的园宅，规模并不很大，他“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日安乐窝。”（《宋史·道学传》）当然，既称“安乐窝”，可能收入不止仅给衣食，至少是比较优裕。不过，这只是他死前六七年的事。邵雍的晚年，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度过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觉得十分满足，如他在《击壤集》的《后园即事》中说：“太平身老复何优，景爱家园自在游，几树绿杨阴作合，数声幽鸟语方休。竹侵旧径高低迸，水满春渠左右流，借问主人何似乐，答云殊不异封侯。”因此将自己的园宅称为“安乐窝”，又自号“安乐先生”。这说明他不但不以做官为荣，而且不谋取功利的态度。

这位安乐先生，在生活上十分安闲自在，“旦则焚香燕坐，脯时酌酒三四瓯，微薰即止，常不及醉也，兴至辄哦诗自咏。”（同上）别有一番情趣。于春秋时节，出游城中，风雨时不出门，出游时乘一小车，由一人牵拉，喜欢到哪就到哪，行无定所，无拘无泥。由于他在洛阳结交了很多文人儒土、官僚学者，并在这些人之中享有声誉，受到“雅敬”，当他乘坐的小车出现，“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无论童孺家仆，都欢喜地说：“吾家先生至也。”又据《宋人轶事》说：邵雍每当“天色温凉之时，乘安车，驾黄牛，出游于诸王公家，其来，各置安乐窝一所，先生将至其家，无老少妇女良贱，咸迓于门，争前问劳，凡其家父姑妯娌婢妾有争竞，经时不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心。餍饫数日。复游一家，月余乃归。”由此可知邵雍的人缘之美。据说当时有十余家为他准备了像“安乐窝”一样的住所，随时接待他的到来，名曰“行窝”。邵雍去世后，有人写挽词云：“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自此以后，这十二家人就失去了一位十分逗人喜爱的客人，他们对邵雍的逝世感到非常惋惜。

从表面上看，邵雍是一位十分乐观、随和，与世无争，不求荣利，安时顺处的人。但若从更深层的情况来看他对世事人生的态度，却又另有情由。作为一个思想深邃的思想家，他对历史、对社会、人生乃至宇宙万物都有更深刻的观察与思考。他对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之复杂性更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因此，对自己应该怎样立身处世，自有一套人生态度。邵雍之所以不求名利，与世无争，能够安时顺处，自寻乐趣，是因他从历史和现实中，看到了许多阴暗面，因而奉行了一套以保全自己为要的处世哲学。关于这一层，可从《击攘集》的诗篇中看得明白。如《安乐窝中吟》组诗中的第一首云：“安乐窝中职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第四首有云：“安乐窝中万户侯，良辰美景忍虚留。”他的职分就是在安乐窝中写作《皇极经世》和看花、饮酒、赋诗。于外一切，皆无兴趣。

自号“安乐先生”的邵雍，与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大不相同，他不恣意行乐和狂放不羁，而是适可而止，很有节制。在饮食方面，只是每日哺时（申时）饮酒三四瓯，微薰即止。他说：“酌有浅深存燮理，饮无多少系经纶，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又有诗云：“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安乐窝中吟》第十一首）。“饮酒莫教成酩酊，赏花慎勿至离技”（同上）。朱熹对此有看法说：“康节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离技’是也”。有学生问朱熹：“如此则与张子房之学相近。”朱熹说：“因是，康节固有三诗称赞子房。”这说明邵雍只是求乐，而不是享乐主义者，只是对人生采取达观态度，故而能够自待其乐。他还有诗写道：“美誉既多须有患，清欢虽剩日无忧”，这也说明他为什么不重名位，能够清虚自守。邵雍的处世态度的确受张良之影响，难怪朱熹说他“有个自私自利之意”（《朱子语类》卷100）。邵雍曾在《张子房吟》中称赞张良是一个“善始又善终”的人，这就是一证。由于他既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又善于同一些上层人物融洽相处，当时的著名大臣有诗说：“先生不是闭关人，高趣逍遥混世尘。”（《邵子全书》卷20）。这无疑是道家“和其光，同其尘”的处世态度。

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他虽然同旧党大官僚有很好的交情，并且也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但不应该把邵雍同旧党官僚相提并论。邵雍为人宽厚，遇事不走极端。如他重病时，敌视新法的程颐去看望他，问道：“从此永诀，列有见告乎？”邵雍“举两手”示意说：“前面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著身外，况能使人行乎？”（《宋元学案·涑水学案》）又如，当旧党领袖司马光在邵壅面前称旧党骨干人物傅尧具有“清、直、勇三德，人所难兼”，邵雍不以为然，他说：“清而不耀，直而不激，能而能温，是为难耳。”（同上）在他看来；仅有清、直、勇三德并不难，能具有“不耀、不激、能温”三德才是不容易的。这个事实说明，邵雍并不赞成旧党的过激行为，这就是他对新旧两党在政治斗争中的态度。过去一些论者把邵雍等同于一般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这是不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