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治理国家，是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的问题，谁也回避不了。在魏晋时期，儒家的学说虽仍占统治地位，但有许多社会的实际问题，在儒学中并不能完善地解决。于是道家的思想、重视义理的倾向就乘机而入。不正视这些已经存在的思想，研究并利用它，而是一概排斥，是自欺欺人。王肃有这个勇气去面对它，研究它，还顺势把儒道思想融合在一起。却继续打着儒家的旗帜来宣传自己的新思想。

孔子是儒家的祖师爷，但他在《孔子家语》中，多次讲到孔子以老子为师的情况，极力渲染孔子师从老子，为儒道合流的理论寻找依据。进而用道家的无为而治的学说来改造儒家的天道观，提出“无为”的治国主张。他在《孔子家语·观周》一篇中，具体形象地记述了孔子受教于老子的情况：

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聆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老子博古知今，带孔子实地考察，启发孔子明白周公为圣人、周称王天下的道理，并指明孔子多年奔波碰壁、失败而不得志的原因。孔子受到这些重要的教导，回到鲁国，名声大振，慕名求学的人达到了三千人。儒家圣人孔子尚且师传于道家老子，这就把儒学与道家在学术上联系到一起了。也为他把道家思想融进儒学找到了根据。接着，王肃就用道家的无为学说来改造儒家的天道观。他在《孔子家语·大昏解》中，借孔子之口说：“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这就是说，天道像日月一样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永无止境，万物的形成正是无为的结果，体现了自然而然的作用。这里的道，已不是孔子的道德、学术或方法的道了，而是老子的道。它包含宇宙规律，它是永恒的，绝对的道，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它能造就万物，贯通一切而无穷。既然天道无为，那么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也不是天道强加给人们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所以要顺应天道的无为来治理国家。他反对经学中关于天命的说法，认为人类社会中一切丑恶的现象，就是没有实行无为而治的结果，是人们自身造成的，而不是天道的作为。王肃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回答“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的问题时，就明确地指出“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并以历史上的纣辛为例，说明“不修国政”，迷信天命，最终必将灭亡。因而“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知此者，至治之极也。”（俱同上）这就强调了人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清除了郑玄注中的迷信思想。

人在治理国家时要效法天道的无为，这正是老子所主张的。而这种“无为”，却是要人们不去做违反天道的事，把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强加给社会，而要正视人类正当的基本生活要求。他借子思之口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孔丛子·杂训》）利欲本是人们的正当要求。“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孔丛子·陈士义》）统治者应当尽可能顺应人们的欲望，发挥他们的才能，创造一个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环境。这对东汉末遭受战乱、陷于民不聊生境地的老百姓，显得尤其重要。这实际上也是寻求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对统治者来说，正应“无为”而治，又不可一味追求自己的嗜欲。他说：“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者也，能有名誉者，必无以名誉者也，达此，则其利心外矣。”（《孔丛子·抗志》）如果国君首先去其利欲，以免伤民，则天下、名誉皆可得，如果继续贪多索求，嗜欲无厌，不仅一统天下不能得，名誉丧失，还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他认为：“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马穷则佚。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孔子家语·颜回》）如果以穷民力来治理国家，那么老百姓必然要反抗。“凡夫之为奸邪窃盗历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无节制的搜刮，使老百姓难以生存。他们只会挺而走险。“万民之叛道，必于君上之失政。”（《孔子家语·入官》）统治者的胡作非为，迫使老百姓不得不造反。这时，如果对老百姓又滥施刑罚，其结果必定是“罚行而善不反，刑张而罪不省。”（《孔丛子·刑论》）只会弄得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所以，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来看，尤需“无为”而治。要爱惜民力，才能求得社会安定，进而达到一统天下的目的。他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为维护传统的儒家学说，把道家的天道观和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融合到儒家中来。这恰恰反映出汉魏之际的儒学向道家学说靠拢，成为正始年间玄学以道家思想为本的重要过渡，也可以说是学术风气转变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