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对生生不息、健行不已的天道的认识，孔子于安闲平易之中，敏锐地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天命”，一种上苍赋予他的使命。在“志于道”的追求中，他幽然地觉得：上天之所以在一片历史废墟中，保留了完美的周礼，并让他孔子认识了她。这不是上天要复兴周礼的意思吗？他甚至认为上天生就他这样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并赋予他崇高的德行，那一定是上天要把这个文化复兴的任务交给他，要他去替天行道，去行仁行义行周礼，救苦救难救苍生！于是他好像有某种顿悟一样，再也无法隐居了，他要积极寻求出仕的机会，将这个社会、这个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

为了获得从政的机会，孔子甚至准备采取灵活的措施。就在他“知命之年”，季孙氏的另一个家臣公山不扭（又作弗扰）在费邑宣布独立了，他托人招请孔子。对这个与阳虎一样同是叛主过巨的邀请，孔子最初还真动了心。司马迁分析他当时心理说：“孔子循道良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王起于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这是合乎实际的。只因性情率直的子路的反对，没有去成。

阳虎谋反事败，盗鲁大宝而奔晋。季桓子真正掌握了大权，痛定思痛，倍感孔子等级名份说的亲切，决心起用孔子振顿鲁国秩序。鲁定公九年（前501），孔子被任命作中都宰（县邑长官）。孔子在中都为政一年，政绩斐然，“四方皆则之”。十年，调回中央作小司空，协助大司空管理土木工程。不久由小司空一跃而为大司冠。大司冠，是鲁国最高司法长官，“掌建邦之三典，以往王刑邦国、诘四方”。是时孔子52岁，一干4年，直到55岁离鲁。这几年是孔子小试牛刀，一展抱负的风云时期。4年时间虽短，但对于孔子来说已经足以干一番事业了。他曾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矣，3年有成。”（《子路》）孔子并没凭空大言，事实正是这样。

孔子上任那年夏天，齐国邀请鲁定公会于夹谷。孔子因善长礼仪作这次国际性会议的傧相。当对的鲁国，北邻晋国，南逼荆楚，东接强齐。三强逼临，而鲁国国小兵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则齐师侵鲁”。在外交关系中，鲁国就像踩跷跷板一样，左右为难。如何在这次会盟中避免齐国的威逼，为鲁国挽回列国声誉，便成了孔子此行的首要使命。

会盟这天，齐鲁两君来到夹谷。除地为坛，土阶三等，礼乐声中，鲁定公与齐景公揖让而登，一派友好和平景象。但是，两君刚刚坐定，齐国的使臣请献乐舞。但演奏的即是夷狄“四方之乐”。于是羽旄旌旗中，夹杂着剑戟盾矛，一涌而上，鲁定公有被挟持的危险，形势十分紧迫。事出突然，摔不及防。大智大勇的孔子一眼识破敌人阴谋，急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他两眼怒视景公，挥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义正词严，景公为之理屈，只得挥退持械舞人。订立盟约时，孔子发现齐人擅自在盟书上加了一句：“齐师出境，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面对齐人的阴谋诡计，孔子针锋相对，也加上一句：“而不返我汶阳之田以共命者，亦如之！”挫败了齐人霸权野心，并收复了鲁国失地，为鲁国争得了列国间的平等地位。

外交胜利，使孔子名重一时，季桓子对孔子信任有加，言听计从，史称：“孔子行乎季氏，三月不违。”季桓子还将执政大权委托孔子代掌，孔子选以大司寇“摄行相事”。他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进行了一系列内政改革。于是他在鲁国具体实施了从前陈之于齐景公的“正名”方略。在孔子看来，当时鲁国最大的弊病在于君不君、臣不臣，鲁公虚位，大夫专权，名实颠倒，秩序混乱，亦即“名”不正。这首先表现在作为臣子的三桓势力过大，势逼公室。要重振鲁国秩序，必须首先削弱三桓势力。一天，孔子从容对定公说：“按照周礼，臣子不藏甲兵，大夫的城墙不过一百雉（三百平方丈）。现在三家的采邑都超过这一限度。”三家采邑，指季氏费邑、孟氏成邑、叔氏后阝邑，号称三都。那里高墙深池，私兵把守，是三家威逼公室的实力所在。不过，由于三桓平时都住在曲阜城内，三都委托家臣代管，年长月久，家巨拥兵自固，造起反来。定公八年，公山不狃据费反；十年，叔孙氏家臣侯犯又据后阝反。后阝邑、费邑，成了两个独立王国，两家都奈何不得。孔子看准这点，适时提出“堕三都“的大胆方案，立即得到鲁定公和三桓支持。孔子派弟子子路作季氏宰，控制鲁国最大的实力集团，以便“堕三都”计划的实施。开始顺利堕毁了叔孙氏的后阝邑；将堕费，公山不狃伙同叔孙氏庶族叔孙辄，纠合费人先发制人，进攻曲阜。鲁定公与三桓惊荒失措，逃入季孙氏家，躲到“季武子之台”上。叛军来势凶猛，一度攻人季家，流矢射达定公身旁，情况危急。孔子却镇定自若，待叛军攻势销竭，他命令两员大将，组织反击。费人一触即溃，追杀数十余里，公山不狃、叔孙辄逃亡国外，孔子指挥乘胜堕毁了费邑。下一步该堕成，由于守成的公放处父没有反叛迹象，孟孙氏遂默许他固守成邑，政俯军攻之不克。围成未果，但堕三都、削弱三桓实力的计划已实现大半，在公室与大夫之间成功地制造了一种均势。为维护君臣等级提供了实力保证。

除了在政治、外交、军事上有所作为外，孔子力还力行教化，使鲁国社会风尚面目一新。人们有礼貌，不激诡；讲诚信，守信用；买卖东西，货真价实，不掺假，不抬价；男女关系严肃，行者别于途；盗贼敛迹，路不拾遗。有客自远方来，不求于官方，人们自动供给食宿，使有宾至如归之感。一派和乐雍雍，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后来中国历史上儒家崇尚的国家太平、秩序稳定的理想模式。

可惜好景不长，邻国的一个拙劣的阴谋，中断了孔子得意的政治生涯。齐国见孔子为政，鲁国大有起色，害怕邻国强盛于己不利，遂使出美人计以破坏之。他们选美女80人、好马120匹，奉献给鲁定公。在季桓子怂恿下，定公接受馈赠，君臣沉湎声色，三日不理朝政！孔子为之感慨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子罕》）紧接着鲁国举行郊祭，季桓子又不分(月番)（祭肉）给大夫，公然蔑视礼制！面对这群荒淫无耻。不知礼义的君臣，孔子再度失望了；特别是季氏不把郊祭的(月番)肉分给他，竟然忽视他孔子的存在，这大大地挫伤了孔子的自尊心。失望和伤心之下，他只得怨愤且无可奈何地低吟：“优哉游哉，维以卒岁。”他决定挂冠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