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551—前479）

曲阜，东临蒙山，北靠岱岳，南阻峰山，西绕沂泗。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天然粮仓，很早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公元前四千多年，这里便出现了“大汶口文化”等原始文明。稍后这里又是传说中古帝少吴氏定都之处，号称“少昊之墟”。历夏经商，曲阜又成为鲁周公封国的首都，肩负起镇抚东夷，拱卫王室的历史重任。在春秋时期，曲阜以其所保存的西周礼乐资料，逐渐成为中国文化造型的摇篮。利用这些丰富的历史遗产，完成这种造型工程的总设计师，便是世界文化名人、儒学宗师——孔子。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孔子，名丘，字仲尼。他一生并不显赫，但司马迁的《史记》，为他作有《孔子世家》，与诸侯同列，以示对他的特殊优待。司马迁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古往今来君王贤人不少，在生时显赫一世，风光一时，不可一世，但是死后就消声匿迹，形同粪土。孔子则相反，在世坎坷，死后却十分尊荣。历代统治者对他加号进爵，黄屋左蠢，有王者之尊。其后代享其余泽，至今世世不绝。在中国所有宗法家谱中，可能只有孔氏家谱才是货真价实、一脉传衍的第一家族。其原因何在呢？正如太史公揭示的那样：孔子删定了六经，为天下万世提供了研之不尽的绝代经典；孔子一生嘉言效范，为天下万世树立了仰之行之的不朽榜样。他是先师，他是圣人！立德立言，足以垂法后世，宜其子子孙孙传行无穷也。

孔子的先世出自王家。商纣王的哥哥、殷末“三仁”（即箕子、微子、比干）之一微子启，即其远祖。西周初年，微子受封于宋，都于商丘。五传至于弗父何，礼让其国于其弟宋厉公，自为宋国大夫（《孔子家语》），弗父何即孔子十世祖。从此，厉公一系世掌宋国君权，维系着并不出色的世袭统治；弗父何一系则成为宋国辅政公族，保持着宋国高水平的文化素养。再三传为正考父。正考父知书识礼，以谦谦君子知名后世。他熟悉商代文献，曾校“商之名颂”于周太史氏。他受君委命，一命而俯，再命而楼背，三命而筹折，鞠躬如也。他连走路也靠墙循边，不争于人。然而至其子孔父嘉时，情况则大为恶化。嘉作来较公大司马，穷兵领武，“十年而十一战”，民怨沸腾。可巧政敌太宰看上他年轻美貌的妻子，与之相遇于途，“目逆而送之，曰：美丽艳”（《左传》桓公二年）。太宰督假公济私，利用国人的不满情绪，捍然发动政变，杀孔父嘉。鼓公出面干涉，被就。太宰督纳其妻而逐其子，孔子祖先结束世为大夫的贵族生涯，一落千丈，沦为平民。孔父嘉之子木金父逃难于鲁，卜居于曲阜东昌平乡之贩邑。子孙袭姓孔氏，遂为鲁人。心有余悸的孔氏子孙，隐姓埋名，一连四世皆不显，一直到孔子父亲叔梁纽，才稍有事迹见载于史册。

叔梁艳是个武士。叔梁乃字，约是其名，称“叔梁给”是尊称。长于吸邑，又称贩人给，或瞰叔绍。叔梁给腰圆体壮，雷力过人。尝为大夫孟献子武士，颇以勇武闻名于时。《左传》襄公十年载：公元前563年，叔梁约随诸侯军讨伐伯阳。倡阳虽是个附庸小国，却长于诡计。当诸侯军兵临城下四面楚歌之时，倡阳人大开城门，妄称受降。诸侯军不知其诈，狠然争入，军人方半，伯阳人猛然放下高悬的城门，诸侯军有被拦腰截断，各个歼灭的危险。叔梁给见势不妙，双手托住千斤城门，呼令诸侯军迅速撤出，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七年后，叔梁纪与大夫臧孙纪同守防邑，被齐军团团围困，众寡悬殊，动弹不得。一天夜里，叔梁给侦察好敌情，挑选精壮三百，披坚执锐，乘间突围。将臧孙给送出重围，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重返防邑坚守。一往一来，如入无人之境（《左传》襄公十七年）。由于他有谋有勇，遂以武功知名诸侯。后升为吸邑大夫。孔氏子孙终于向久违了的贵族集团迈进了一大步。

叔梁纽先娶施氏，连生9子，都是千金；再娶一妾，生子孟皮，又破其脚。叔梁给为使先人香火有后，以便重振家业。于是，在60余岁的翩翩老矣之年，还向颜氏求婚。颜氏是曲阜大族，家有三女，大女二女都不愿意嫁给这位尽管是英雄的老人，但三女徽在却慨然允婚，并很快有了身孕。十月大期，产下一男，便是孔子。孔子生时头顶内凹（圩顶），有似阿丘，故名孔丘；生前父母曾祷于尼山，因字仲尼。关于孔子出生，还有一个公案。《史记》说：“绝与徽在野合而生孔子。”野合，《史记》三家注，说是给年长，徽在少，不合“壮室初等”之礼，非礼曰野，故曰“野合”。或曰，野合为野外结合，则孔子为私生子。今存异焉。

叔梁艳喜添贵子，却天不假年，他来不及把孔丘培养成人，便在爱子三岁时溘然长逝了（《孔子家语·本姓》）。对小仲尼的哺育教养任务一齐落在年轻妈妈徽在的肩头。为了避免叔梁艳那个多子女、多妻妾的家庭矛盾，微在毅然离开孔家，带着小仲尼卜居曲阜城内，后称阈里。孔子少时，生活异常艰苦，他小小年纪也不得不帮助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他后来回忆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论语·子罕）即指此情。有见识的孔母却没因生活的艰难而忽视孔子的教育和培养。曲阜，是鲁国首府，是一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周公受封于此，其子伯禽赴国，带来了许多西周礼乐文献，素有礼义之邦的美名。晋国大夫韩宣子曾观礼于鲁，深有感触地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所以王也。”孔母卜居曲阜，其用意也许还在于利用其文化气氛以便教育孔子。孔子儿时，从不作无聊的游戏，常常模仿大人演礼习仪，学习古法。《史记》说：“孔子为儿嬉戏，设俎豆，陈礼容。”即指其事。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使孔子对礼乐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15岁时，他留连礼乐，乐以忘返，立志要对这种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研究。到17岁时，孔子已是彬彬有礼，在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中，获得了“知礼”的赞许。孔子的身体也很棒，体长九尺（合今2.16米），号为“长人”。力大可举城门，一如乃父。含辛茹苦的孔母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自己十多年来苦与乐、忧与思，都以儿子长大成人得到了满意的报答。想到孔丘有成，孔门有后，一股欣慰的甘泉滋润着她那久已枯竭的心田。然而，她同样未能看到儿子大有作为，便带着一个年轻寡妇固有的哀思和悲凉，离开了这个对她来说是苦多于乐的世界。

孔子3岁丧父，17丧母，过早地失去了亲人的庇护，孤伶伶独身一人跨入了那个动荡的人生旅程。在这个旅程中，孔子遇到的第一件事就十分麻烦，那便是如何安葬亡母遗体的问题。按照“生同室、死同穴”的规矩，孔子应将亡母与亡父合葬；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肯定徵在与叔梁纥合法关系的机会。可惜的是。孔母徵在从未告诉他叔梁纥的墓地。在注重礼乐教化，强调孝行的鲁国，这实在是件费解的事。《史记》只含糊地说、“盖讳之也。”至于为何讳之，可能只有从孔子出生的情形去找答案。孔子将亡母灵柩殡于当时曲阜车来人往的交通要道——“五父之衢”，以便引起人们的关注。结果一个赶车人的母亲（“挽父之母”）熟悉当年旧事，告知孔父墓地所在，孔子于是得将亡母与叔梁纥合葬于防山，即今梁公林。真乃两全其美，既肯定了叔梁纥与徵在夫妻关系，尽了一点孝子仁人之心，也确认了自己与叔梁纥的父子关系，叔梁纥那士人的头衔和勇武的名气，也许是他步入贵族社会有用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