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史领域，儒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自我更新能力，表现最为突出。我们知道，儒本是一批以保存传播古代文献典籍为使命的人，守先待后，是他们首要的自我期待，作为载道之文的经书，端赖儒者得以传世。儒者是传统文化的众所周知的守护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儒者便是不知变通的复古主义者。事实上，因、革、损、益才是儒学的根本原则与基本精神。时代不断变迁，不改就死，不革就亡，变则通，通则久，从原始儒学到两汉经学，到宋明理学，到陆王心学，改革、变革精神内在于传统文化之中，一部儒学史，便是一部儒学自我更新的历史。而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绵延五千年不绝，就在于不断随时变革，否则早就死亡了。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是注重通变的典范。孔子为殷商后裔，但在文化选择上，他却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事实上，孔子之所以被尊为圣人并受到儒家至高至尊的推崇，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被认为是能够认识并把握历史法则的人，是孟子所谓的“圣之时者”。孟子称赞伯夷为圣之清者，伊尹为圣之任者，柳下惠为圣之和者，但惟有孔子，才是集三圣之事的集大成者，而惟有集大成者，才可以成为“圣之时者”。所谓“圣之时者”，就是最恰当地把握历史时机的人，也就是《易传·乾卦·文言》中所谓的“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圣人乎？”

儒家最强调变的经典，是五经之首的《周易》。“易经”就是变经，是对变革规律的总结。这是一部专门阐述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与法则的经书。“易”之三义——简易、变易、不易，都以承认和重视外部世界的不断发展变化为前提。阴阳、刚柔、乾坤等，都是古代中国为描摹、探索宇宙、自然、社会等运行机制、变化规律的所创立的概念。

在众多儒学经典中，都充满着这种自我更新的意识，如《诗经》歌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传》的《系辞上》盛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下》强调“唯变所适”，《损卦》的《彖辞》则说“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礼记·乐记》借上古言变化：“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这些都是儒家变通智慧宝贵的思想资源。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针对不同的历史境遇，儒学以其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一次又一次成功地回应了不同时代的挑战。其中，特别是在佛教盛行而“儒门淡薄，收拾不住”之际，成功应对了佛教的挑战，后来，它又遭遇了基督教的挑战。

当然，在变革之外，儒家也有其不变的价值追求。儒家并非没有原则，无原则的变也不是儒家。归根到底，其包括社会制度在内的礼制之所以要因、革、损、益，正是为了在适应时代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一价值追求，这个追求便是“仁”的实现。从“仁者爱人”，到“民胞物与”，到“一体之仁”，儒者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仁”的坚守与追求。中国古代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线——在广阔的地域上，形成凝聚不同的民族，超越血缘与种族的政治实体，究其文化根源，便在于儒家文明追求王道、拒绝霸道这一基本价值追求的稳定性与维持这一价值追求的具体礼制的不断变化。

总之，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变革的文化、富有弹性的文化，富有巨大张力的文化，或者说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不是一个保守的文化、僵化的文化、封闭的文化。这一古而不老、不懈追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文化，先是在先秦两汉形成了诸子百家的大融合，继而又接纳了佛教，并吸收为自身的有益成分，今天，它能否接纳或应对更具挑战意义的自由主义？将攸关这一文化的生死与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