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论语》讲人伦之道多，讲自然之道少，更谈不上什么生态自然观。的确，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道家谈得较多。就连子贡也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那么，《论语》到底有没有谈过“天道”（即自然之道）？当然谈过，因为子贡讲得很清楚，“不可得而闻也！”即不容易听到，如果没讲过何来听闻与否。在《论语·阳货》里，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那么，《论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自然观呢？可以说是一种敬畏天命的生态自然观。它通过“天”、“命”、“畏天命”以及“知天命”等概念来一步步阐发。

在《论语》中，“天”出现19次，“命”出现21次，“天命”出现2次。这些语词该如何理解？朱熹注“天命”为“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冯友兰认为，当时天有五个意思：物质之天；主宰或意志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义理或道德之天。杨伯峻讲“天”有三个意义：自然之天；主宰或命运之天；义理之天。张岱年说，孔子所谓天，“是由主宰之天到自然之天的过渡形态。”施炎平认为，天，在生态学上可指认为“人生存发展的资源环境。”成中英则认为，天，“含义甚广而又把诸含义统合为一体。”

我们释“天”为“生态之天”，它不同于惯常所说的“天”，而是从现代生态学角度来理解的“天；它也不是无序、被动的外在环境，而是包含人类在内的有机整体。具体地说，它包括多重涵义：“生态之天”首先要有物质基础，即“物质之天”，亦即《论语》中多次提到的“天下”之“天”；“物质之天”进化出人以后，在人心中显现为“自然之天”，如“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自然之天”创生化物，育种成性，显示内在的价值和对万有的主宰，乃有“主宰之天”，如“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主宰之天”对人类生存带来巨大影响，产生“命运之天”，如“五十而知天命。”；人在与天相处的过程中，把自己的道德品质投射于天，形成“义理之天”，如“天生德于予”。所以，《论语》虽没有给天下定义，但有对天的深入理解和体认，它既不是单纯的物质，也不是日常的义理，更不是全能的上帝，而是生养万有、包孕人生的“生态之天”。

天生人，人受天，故有“天命”。天虽自然而然发生，不管人的意愿和要求，但与人类并非无关，人本就化身其中。“实际上，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天道’不可脱离的一部分，正如山川河流一样，是‘大化’合法的存在，是‘气’之流动所产生的结果。”（杜维明）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孔子时代，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人在自然律令面前，往往无能为力，经常身受其苦，心生敬畏也就可以理解，连孔子也闻“迅雷风烈必变。”所以他把敬畏天命列为“三畏”之首：“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敬畏天命，得罪了上天，祷告也是没用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可贵的是，《论语》并不由于敬畏天命而消极人生，它主张人在自然面前应努力而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这就是“知天命”。梁漱溟解释“知”，“只是一个通达，仿佛是通于天命，是与天命不二，与大的流行合一。”所以知天命，就是与天地参，以通天下之志，以成人生之务。“知”的具体方式就是“下学而上达”，即通过学问思辨和道德修养的双重过程来切知天命、体悟天命。而这于每一个生命，皆不易，故子曰：“五十而知天命”真知天命者，须如颜子般专心致志，兢兢业业。那些懒于作为的所谓听天由命者，当然与此不同，他们只是怠惰苟且的“小人”。故知天命者即君子，“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敬畏天命”生态自然观的最大意义在于，把“天”和“人”结合起来看。这也是中国人的传统宇宙观。钱穆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中专门谈到《论语》的天人关系，他说：“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的。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最高贵处，便在能把天人放到一个生态大系统内来思考，彰显人生与天道的联系和沟通。西方文化刚好相反，把两者分开了。(任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