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夫子是很了不起的。这了不起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儒家思想的传播,实际上也为佛法的传播奠定了基础。现在,凡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也都有佛教的传播和弘扬,像越南、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都是如此。

儒家在很多方面其实都是和佛教非常的相似,比如儒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那种格局情怀,而佛教有“普度众生”的那种担当精神；比如儒家有“无可无不可”的那种无碍与智慧,而佛教也有“万事随缘”的那般圆融和洒脱；比如儒家有“反求诸己”的克己功夫；而佛教也有“莫向外求”的实践路线……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其实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关于究竟目标的安立和到达路线也是极其相似的。佛陀开示八万四千法门,无非是在破除人们的两种执着: 一是人我执,一是法我执；断除两种障碍: 一是烦恼障,一是所知障；证得两种德: 一是涅槃德,一是菩提德。而整个儒家的核心,也无不是在讲这个。如何体现?其实就是体现在一个“诚”字上面。那么,什么是“诚”呢?“诚”就是断恶修善,就是破我执、断二障、证二德。这一点在儒家纲领性的著作《大学》和《中庸》中,都有非常明确的阐述。

如《大学》中的一段: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里所讲的“诚”,就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如能做到讨厌“恶”就像讨厌“恶臭”那样,喜欢“善”就像喜欢“好色”那样,这就是不自欺,就是自谦。能如此自谦,就必然能做到慎独。这就是“诚”。那么,这“恶”是什么呢?根本上来讲,就是人我执与法我执,就是烦恼障与所知障；这“善”是什么呢?也就是涅槃德与菩提德。这一“诚意”在整个“大学之道”中的位置极其关键。程子与朱子认为《大学》旧本有错简,这一段在旧本中位置有误,遂将之调整到诠释“明明德”、“亲民”、“至善”等三段之后,其实真是枉费了圣人的一片良苦用心。另外,朱子还“窃取程子之意”以补充“格物致知”的那一段,也有画蛇添足之嫌。

其实《大学》开宗明义的第一章（从“大学之道”到“此谓知之至也”）就是在讲“格物”与“致知”,这一点已经再明确不过了。那么讲过“格物”与“致知”,接着讲“诚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并没有什么不妥。问题就在下面,讲过“诚意”,并不是紧接着讲“正心”与“修身”,而是讲起了“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又回到了初立的宗旨上来了。这不是一件很值得发人深省的一种安排吗?这说明,如果“诚意”做到了,就能达到“明明德”与“亲民”；“诚意”做彻底了,也就做到了“至善”的境界。而之后的“正心”、“修身”乃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是深化“诚意”的功夫而已。由此来看,“诚”不就成了整个“大学之道”的核心了吗?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可以在《中庸》里面得到充分的证实。

如《中庸》中的第一段: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阐述的思路与《大学》如出一辙。“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就是在开宗明义,以“致知”（学习-修道-率性-天命）。“致知”之后做什么呢?“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就是要“慎独”,也就是“诚”,所谓“诚”,就是远离“非道”而就“道”。“非道”导致我执与二障,唯有“道”方可证得二德。顺着“诚”去做,那么达到的境界就是“中和”的境界,就能够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最终成就依正庄严的境界。至此之后的整部《中庸》的内容,都是在对“诚”进行诠释,从“诚之道”乃至于“诚道”。

由此来看,整个儒家的内涵无不在“诚”一字,这就相当于说,整个佛法的内涵无不在“觉”一字。其实,有“诚”便有“觉”,有“觉”便有“诚”。这样一想,内心何其舒畅与亮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