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把中国文化类型概括为以德性为基础的礼乐文化,重在说明“中国文化之为道德艺术之精神所主宰”,缺乏主客对待意识,归于主客和融（《中西文化精神之比较》）。

从文化发生学来看,唐君毅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起源时已经决定。西方文化始于商业殖民,文化交流与文化冲突较频繁,形成了西方文化的特殊精神: 向上向外的超越精神、求知理性充分客观化的精神、尊重客体自由意志、学术文化分途发展；中国文化始于业农安土,人对自然、事物容易产生爱慕、欣赏的情谊,爱和平而重悠久,勤劳而朴实。这种生活经验孕育出中华民族把艺术性的和谐精神灌注到政治、伦理生活之中的智慧。他指出,原初的敬天敬祖的精神通过宗法制度而次第扩展为对一切人、物的敬,是中国礼教的发展。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礼尚往来中熏养其道德智慧,而较少对自然的惊奇和分析,迥异于西方重视形数关系、重视理智和概念体系的精神。

就礼乐文化而言,唐君毅通过观察儒家思想史,指出重气是重礼的理论前提,宇宙万物都由气构成,气是天人、物我、内外相沟通的中介,是礼成就“内外之合,己与物之相得,天性之见于形色之身,显为天下人所共见之际”的根据。在《东方人之礼乐的文化生活对世界人类之意义》一文中,唐君毅指出,所谓“礼乐的文化生活”,即是“人与人之日常的衣、食、住、行的生活,亦应该处处有艺术、文学、知识智慧、宗教道德行乎其中。”从日用常行中看到生命之灵气的流行,欣赏到日用事物之美,彰显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品位,增加人的责任意识以及人生的意味和享受,是唐君毅阐发礼乐文化的第一个要点。

接着,他指出,东方人对文化生活的基本观念在于“宗教、道德、政治、文学、艺术等,只是人之整个的文化生活之不同方面,同以一整个的人之人性,为其本原。故一切文化上之创造与表现,其效用亦必须配合融和”。强调文化生活的整体性特征,并指出个人的文化生活需要与人类的文化生活相通相融,以此化解人的心灵困顿、提升人的生存境界。这既是对人心人性不断体验的结果,也是获得自然与社会自然感通的途径,是唐君毅阐发礼乐文化的第二个要点。其中,礼是礼乐文化的起点,由礼至乐是礼的发展。礼教重形式,礼主要体现的是道德精神,成就人与人精神生命活动的秩序、节制与条理；乐主要体现的是艺术精神,成就人与人精神生命活动的充实、和融与欢喜。要求人的日常生活与自然生命成为文化的,文化在日常生活和自然生命之中,从礼乐所表现出来的性、情展示现实生活和文化理想的结合,是唐君毅思想之精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