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乐”与“礼”的时空关系。

《乐记》认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出“礼乐”的天地之别和内外之分了，这里主要讲的是“礼”和“乐”和空间关系。“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大乐和天相应，“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大礼和地相应，所以礼乐就有乾坤的空间区别了。“乐”是个人内在情感的谐和和万物流通的合同，是内部的运作；“礼”是个人情感的节制和万物群类的区别，是外部的规约。所以“礼乐”在内外的区别是显然的。

《乐记》还认为“礼”和“乐”在时间上也是有区别的。“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春夏作为万物生长的时间，是仁爱之时；秋冬作为万物敛藏的时间，是义制之时。而“仁近于乐，义近于礼”，所以相应的“礼乐”就有了时间的基本区别。

当然“礼乐”不是有了区别就不能相互作用，在基本的时空关系之上，又共同演绎出“天地之和”和“天地之序”、“动”和“静”等对立的相关项。而只有这二者在这种时空的关系中相互作用，才在个体的人和宇宙中显示出活生生的整体，这个整体才是多样性存在和统一性存在的宇宙共生。

（二）“乐”与“礼”的伦理关系。

“礼乐”思想作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一部分，其伦理学意义尤为突出。它在天地宇宙中找到了本体依托，实践于社会伦理，就为个人为人处世和国家统治建立了理论体系。

《乐记》认为“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因为作为个人情感的节制和万物群类的区别的“礼”，它是外部的规约，确定了高低、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人们就会按照这个道理各居其位，各安其道；而作为个人内在情感的谐和和万物流通的合同的“乐”，也是内部的运作，它确立了天地、上下、四时变动不居、周流不息的和合局面，那么如此有序而和合的社会无疑就是儒家的理想的和谐社会。

那么，《乐记》是如何具体论证由“礼”到“序”，“乐”到“和”最后以致天下“治”的内在逻辑发展过程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乐”则“同”，“同”则“亲”，“亲”则“无怨”，“无怨”则“和”；同理“礼”则“异”，“异”则“敬”，“敬”则“不争”，“不争”则“序”。这是简单明了的发展逻辑，“礼乐之谓”也就是“序”“和”了，“礼乐”之果也就是王道治世了。

《乐记》在文章里描绘了和谐的儒家伦理社会，“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敬天地，位君臣，合父子，明长幼，在漫漫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长流不衰，而深入民心，影响中华传统文化如此深远，其魅力，其未来意义恐怕就在这里了。但也可以说，其在艺术，美学方面的洞见和意义远非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