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的人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它必须在与他人的种种关系中得到体现。所有个人的特质，“君子”的人格，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之中，才能完成。

最简单的人际关系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只要具备了两个人，就需要遵守一定的行为规则。这个规则，儒家叫做“仁”。有两个人，“仁”就在其中了。儒家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有一条根本的准则，就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中庸》说：“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推己及人的原则有正反两种表述，反面的表述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正面的表述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孔子把这一原则看成贯穿他整个学说的一条中心线索。《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推己及人，就是忠恕之道，就是仁道，“仁”也就成为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

这种从自身出发，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原则，非常富于人情味。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梁惠王上》）儒家认为，能够做到这一点，治理国家就非常容易了，因为治理国家无非是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而已。

从“近取譬”、“推己及人”的原则出发，人首先要对与自己关系最近的人有爱心，然后才能对关系远的人有爱心，孔子认为这是人性的表现。那么，什么样的人是与自己关系最近的人呢？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孔子思想中的另一个公理：血缘关系，是最天然的人际关系，是与自身最近的人际关系。因为这一点，似乎也不证自明。相对于上文提到的天道公理，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人伦公理。

所以，人对他人的一切态度，都从自己的亲人开始，对父母亲的孝，就成为“仁”的出发点和基础。所以，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经》说：“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

人际关系除了血缘关系之外，还有非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属于“内”，非血缘关系属于“外”。门内的亲情是天然的，是符合天性的，所以仁道的根本就是亲亲。对于门外的普通人好，是因为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推广，所以叫作“义”，“义者，宜也”（《中庸》），只是天理所当然。因为只有这样，世界才是温暖的，和谐的。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所以郭店楚简《六德》说：“仁，内也；义，外也。”仁的表现是爱人，所以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孟子所谓“仁者爱人”。义的表现就是忠，曾子所谓“为人谋而不忠乎？”（《学而》）亲亲的极点就是父子关系，义的极点就是君臣关系。所以《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尚。”《孝经》说：“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道，义也。”由内向外的推广，就是由仁而及义，由孝悌而及于忠顺。所以《孝经》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所以，疏不间亲，父子之道，或者说孝道，不但先于君臣之道，而且高于君臣之道。所以《六德》云：“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这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的最合理的逻辑。

在这种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中，夫妇关系只能被置于父子君臣之下。其实夫妇关系才是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因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存在就是男人和女人。儒家对于人的基本需求都是承认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运》）有了夫妇，然后才能有人的繁衍，然后才有父亲和儿子的差别，然后才有兄弟姊妹等各种亲属关系。父子、兄弟关系都是从夫妇关系中派生出来的。所以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至关重要。孔子删定《诗经》，首《关雎》，《诗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毛传：“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

虽然如此，儒家对于夫妇关系，并不强调仁，也不强调义，而是特别强调“别”。“男女，别生焉。”（《六德》）夫妇之间，是男女之大防，要保证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必须保证这一大防不被破坏，否则就会回到“父子聚麀”的野蛮时代，父子关系不能确立，社会伦理遭到破坏。《六德》篇说：“男女不别，父子不亲；父子不亲，君臣无义。”所以，子曰：“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君子远色，以为民纪，故男女授受不亲。”（《礼记·坊记》）在父权至上的社会背景下，强调男女之间的分别，必然造成女子失去平等的地位，这大概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妇女地位低下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