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形成新的言说方式。在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和孟子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最生活化而又直指人心的言说方式,但是,随着儒学的官学化,其言说方式也日益远离大众。半个世界以来,儒学最重要的进展是港台新儒家的贡献。新儒家的历史意义是不可否认的,它在花果飘零的特定背景下致力于儒家文化的灵根再植,为岌岌可危的儒家文化保存了一线生机而功不可没。但是,他们借鉴西方哲学话语将儒家义理理性化的结果,是将将儒学变成了哲学,变成了抽象的理论体系,变成了需要博士硕士经由导师辅导才能读懂的深奥学说,而不再是《中庸》所说的匹夫匹妇也能领会和践行的人伦之道。在这样一种深奥晦涩的诠释方式下,儒学与生活的联系也日趋式微。我们并不否认儒家哲学的意义,但儒教的重建需要新的言说方式,以重建儒学与大众和生活的血脉联系,恢复儒学的草根本色,复归儒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特质。

第二、培育新的传播主体。在传统的儒教体系中,传播儒道的任务是由官员、族长、书院及私塾的教师共同完成的。在社会已经高度职业化的今天,通过官员传播儒家思想已经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书院和族长已经消亡,学校的老师也只能在相关课程上解释一些国学知识,韩愈所说“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客观上已经没有人担当,这便使得建立一支独立的儒家传教队伍成为必要。这批人在重建中的儒教的角色大致相当于基督教中的牧师,不妨象有的学者那样将他们称为儒教的牧师。这批人首先要真诚信奉儒家学说,真正熟悉儒家儒家经典,以传播儒道作为终生的志业。这样一批儒教传教士的诞生,将接续儒家奄奄一息的香火,使其在当代社会中重新焕发生机。

第三,建立新的组织形态。在目前的国学热中,各地类似于书院、孟子堂、读经班、国学班、民间私塾等机构不断涌现,但这一切充其量算是各种形式的儒学辅导班,在形式上五花八门,目的上各有盘算,有的只是儒学商业化的泡沫而已。它们对于儒学的弘扬自有其益处,却无法承担起儒教重建的历史重任。儒教的重建有待于职业化的组织形态,即它必须有自己的教会和庙宇,这是建立制度化儒教的关键环节。儒教的重建要深刻反思并吸取康有为孔教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严格遵循政教分离的原则,保持其精神及运作上的独立性,以便为儒教的复兴提供坚实的基础。新的组织形态的建立,将使儒家游魂化的状态划上句号,并未民族文化的复兴提供契机。

上述儒学复兴的三条路径,第一条可以说是要精神复古,复兴原始儒家的精神生命与气质;第二条重在制度革新,革除传统儒学尤其是秦汉以后的儒学与专制主义结合以后所产生的糟粕,使之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相适应;第三条旨在实现教化儒学的转向,通过儒教的重建,使之从书斋走向民间,重建儒学与生活的联系,使之由庙堂儒学变成草根儒学,由学术儒学变成生活儒学,由精英儒学变成大众儒学,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赵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