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孔子的思想,一般认为“仁”是其核心,相关讨论也较为充分。其实,孔子思想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时”。由于学界对孔子思想中的“时”还不够重视,讨论较少,因此很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

孔子是依时而定的“圣之时者”

孟子曾对几位享有盛名的历史人物作过评价: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万章章句下》）伯夷就是商末不恋王位、反对战争、不食周粟的孤竹君长子,他被作为清正廉洁的楷模。伊尹是辅佐商汤伐桀立国的阿衡（宰相）,后又辅佐三位商王,以敢担当、堪重任而著称。柳下惠是鲁国的贤大夫,以宽厚仁和而知名。对于孔子,孟子作出了“圣之时者”的评价。所谓“圣之时者”,就是说孔子能够不拘泥于成规,能相机行事、依时而定。因此,孔子是金声玉振的集大成者。

实际上,孟子“圣之时者”的评价来源于孔子自己的主张。孔子在《论语·微子》中对被称为贤人的伯夷、叔齐、柳下惠等人的德行作过褒奖有加的评价,但谈到自己时却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这里的“无可无不可”,说的是万事万物没有什么绝对不变的,可与不可看起来是相互对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统一。也可以说,孔子是用辩证的方法看待问题的,认为矛盾的双方可以转化,一切都应相机行事、依时而定。《论语·里仁》中还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 “子曰: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要怎样做、不要怎样做,只要怎样合理恰当就怎样去做。对孔子而言,一切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一切都要顺应时势,相机行事,择善而从,力求得体,以获得最佳效果。《论语·子罕》中有: “子绝四: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戒绝的四件事情--不任意、不专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也从反面表达了要顺应时势而不要固执偏颇、任性僵化、一成不变的主张。

孔子善于采用依时处事的方法

在《论语》等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孔子在处理问题上灵活采用“无可无不可”、依时处事的例子。

一是孔子拒见阳货的例子。据《论语·阳货》记载,执掌鲁国大权的季氏家臣阳货想会见孔子,孔子不愿见他,他就先送去一个煮熟的小猪作为礼物。根据春秋时期的礼节,接受礼物的士人应该亲自前往馈赠者家里拜谢对方,但孔子不愿见阳货,就“时其亡也而往拜之”,就是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谢。虽然孔子在路上还是遇到了阳货,但不管如何,孔子这样做,正体现了他依时处事的灵活性。

二是孔子见南子的例子。这件事在《论语·雍也》中有记载。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貌美风流,虽名声不太好,但她却一心要见孔子。这是孔子在卫国遇到的一件麻烦事。在一般人看来,孔子不应见她,因为去见一个绯闻不断的女人有失斯文,孔子的弟子子路就竭力反对。但孔子却出人意料地去见了南子。事实上,孔子客居在卫国,还带着一帮学生,国君卫灵公的夫人求见,国君本人并未阻拦,应邀前往应是合乎情理的,这对他自己和学生在卫国的活动有利。更何况孔子一身正气,身正不怕影歪,因此孔子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力排众议,采取了灵活变通的态度。

三是孔子灵活施教的例子。《论语·先进》记载了孔子和弟子的一段对话。当子路问他“闻斯行诸”时,孔子的回答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而当冉有问这个问题时,孔子的回答是“闻斯行之”。公西华听后疑惑地问: 同样是“听说了是否就该去做”这一问题,当子路问你时,你说“有父亲兄弟在,怎么能一听说就去做”；而当冉有问你时,你却回答“听说了就去做”。你怎么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不一样呢?孔子说: 冉有好谦让,办事不够大胆,故鼓励促促他。子路争强好胜,故抑制压压他。这正是“无可无不可”思想的具体体现。

四见《论语·宪问》中孔子的一段话: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要言语正直,行为正直；国家政治黑暗,要行为正直,言语谨慎。这是在告诫他的学生,在暗无天日的混乱世道,要善于保护自己,不能还像太平光景那样口无遮拦。这段话也集中体现了孔子“无可无不可”、依时处事的思想。

“时”与“仁”交融会通

孔子主张遇事依时而定,灵活应对,但这绝非没有原则地肆意妄为。其实,在孔子思想中,“时”与“仁”是交融会通的,依时而定的所作所为,正是为了争取实现仁道的远大理想。

《论语·阳货》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公山弗扰盘踞在费邑图谋叛乱,召孔子去,孔子答应了,意欲前往。子路以公山弗扰是叛臣,反对孔子去。孔子说: “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的回答是: 如果给我机会,我是不会错过时机的,我将会使周文王、武王的仁义之道复兴在东方！由此可见,孔子的“时”是和他所主张的“仁”密切相关的,为了实现仁道的远大理想,有时需要采取灵活变通的手段。

从对管仲的评价上也可以看出孔子思想中“时”与“仁”的交融会通。对于君臣关系,孔子主张: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这里把“事君以忠”作为对臣下的要求。但当论及管仲时,孔子却没有拘泥于成见。历史上,管仲和召忽曾共同辅佐公子纠,当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继承君位后,召忽自杀以殉,而管仲却成了齐桓公的宰相。子贡从常理出发,认为管仲的行为是不忠不仁。但孔子并不这样看,相反,他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和天下政治统一的高度否定了管仲“非仁”。而是认为正是由于管仲,齐桓公得以称霸诸侯,并以周之德政匡正天下,人民至今都享受着这一恩赐。这里,孔子把对人民、对天下一统有大德的政治作为称作仁。这的确是孔子的远见卓识,他第一次明确了仁不仅是个人品德,而且还应包含政治作为。这正反映了孔子在评判人物时顺应潮流、依时而定的“时”的观念。

实际上,孔子的“无可无不可”、一切依时而定的思想,正体现了他的中庸思想。中庸即恰到好处、恰到火候的状态,就是“时中”。《中庸》道: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有合乎时宜、随时变通之意,力求做到分寸恰当、最合尺度。孟子发展了“时中”的思想,引入了“执中”、“有权”的观念。《孟子·离娄》中举例道: “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这里的“权”就是因时而变、顺势变化的意思。当嫂子掉进水里,就必须援之以手,将其救起,再讲男女授受不亲,就是见死不救、不仁不义了。在这里,“时”与“仁”最终得以会通融和,“时”的变通是为了实现“仁”的理想。总之,孔子思想中“时”的观念,反映了孔子顺应时势、因时制宜的辩证观点,具有与时俱进的思想内涵。这也是孔子及儒家思想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