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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知行合一”与朱熹“知先行后”
类别:儒学初探 作者:

知行问题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许多先贤对此都有自己的见解。明代思想家王守仁在知行问题上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持批评态度,提出了“知行合一”思想。他认为:“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如何分得开?”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主要着眼于道德观念与道德修养的密切结合,其目的是把“知”即意念也当作最初的“行”,使人们对“不善的念”不掉以轻心,即“不善的念”在内心刚产生时,就要把它“克倒”。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是以“心即理”为理论前提的,他把“知行合一”与“心即理”之说联系起来,“知行合一”也就是他所谓的“致良知”,“良知”是知,“致”是行。具体而言,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在三个方面的论证具有自身独特价值。

“知行之体本来如是”,即知与行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王守仁强调,知行合一“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在他看来,将知行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为了达到一时目的而任意瞎说的,而是知行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行如何分得开?”他举例说,“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一个人只有已经孝敬父母、敬爱兄长,才称得上真正知道孝与弟的含义。也就是说,知必须通过行才能知,行必须通过知才能行。知而不行,其实不算真正知。王守仁还把“知行本体”与“心之本体”联系起来:“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既然“知行本体”就是“心之本体”,那也就是“自然会知”“不假外求”的良知。也就是说,“知”是“良知”的自我体认,“行”是“良知”的落实。

“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即知就是行、行就是知。在强调知与行就是一个整体的基础上,王守仁进一步指出知就是行、行就是知。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工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这是强调知指导行、行实践知,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结果。这里提到的“学问思辨行”,就是《中庸》提出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王守仁用一个“做”字把前四者都纳入“行”的范畴。他的理由是,行离不开知,因为“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同样,知也离不开行,因为“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这就是“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知行是一事之两面,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觉悟理解的方面叫做知,切实用力的方面叫做行,两者是不能分开的。

“知行之合一并进”,即知与行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在朱熹、陈淳等人的著述中,偶有提及“知行常相须”,后来也有一些学者对此加以发挥。但是他们所说的“相须”“并进”还是把知与行作为两个主体。王守仁的“知行之合一并进”则把知与行作为一个主体,明确指出:“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王守仁“知行之合一并进”论,其理论根源就是他强调的“心理合一”。在“心理合一”理论指导下,他认为“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王守仁还援用一些为生活实践所证明了的经验常识来论证他“知行之合一并进”的作用。如“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也就是强调不论走坎坷的道路,还是射箭、写字,都必须亲身经历才能有切实体会。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是基于对朱熹“知先行后”说的批判而提出来的。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揭示了知与行这两个阶段,却有割裂二者之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弥补了朱熹“知先行后”这一缺陷,强调了二者的统一与联系,这为后世知行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益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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