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所谓汉学，所针对也是批判宋学及宋明理学。最初倡导汉学与实用之学的是顾炎武、黄宗羲，他们推崇汉学的深意之一是排满，鼓吹黜斥夷狄的民族主义，此学在南方大兴。

但是康熙皇帝是聪明人，他因势利导，也提倡汉学。一方面把一批硕儒大师都集中弄到北京来，由国家发银子养他们为朝廷治学和编书（著名者如《康熙字典》、《渊鉴类函》、《佩文韵府》以及后来乾隆时的《四库全书》），以羁縻而牢笼汉族文士。另一方面又用文字狱诛心，残酷压制那些有叛逆倾向的异端文人。后来的雍正、乾隆继承其术，于是出现了所谓“乾嘉学派”，出了一大批提倡复古主义的清代古文派经学者和文字学家，如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引之父子诸辈。

乾嘉汉学的主干是继承汉代的“古文”派经学。乾嘉学者认为要想读懂古文，所重不在推阐义理，而在先要认知和理解文字，因此必须精通字学。而汉代的古文派经学者，许多人原是古文字专家，例如写出《说文解字》的许慎。

乾嘉时代称古文字学为“小学”，原因之一是因为忌文字狱。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全为稻粮谋。”（龚自珍语）盛清时代士人不敢轻议国政。大政之学（所谓治国、平天下之学）被称为所谓“大学”，在清初特别是乾嘉时代，是非常式微的。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再次面临国破家亡的厄运，于是有魏源、龚自珍一类先知先觉者的醒悟。甲午战败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更高呼变法，于是倡导经世致用，应时变法的今文学派又得盛行。公羊学、董仲舒一派的汉初今文派经学，再度受到近代改革派学者的重视，成为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日本明治时代主张变法的儒学者中，许多人也是受到魏、龚影响的今文派学者。

康有为著作有三大名著：《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大同书》。这三部书突破几千年传统思想的藩篱，当时曾经震动学界风靡天下。正是康有为振聋发聩地指出：孔子并不是一个保守派，而是改革家，是一代政治领袖（所谓“素王”）。康氏的书成为戊戌维新变法的主要理论基础，据说曾是光绪皇帝的枕边书。

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失意流亡。五四运动兴起以后，得到外国支持的西化派和激进革命派鼓吹咑椡孔家店，孔子被塑造成一种彻底的保守反动派形象。而康有为的著作遂被沉埋。但近代巴蜀学者廖平（康有为最初思想颇受廖平影响）及蒙文通两人，仍守持类似康氏的主张，属于现代的新今文学派，大可研究。

其实康、廖、蒙这三人的书，在经世致用方面要比主张死读书、读死书，陈陈相因、恪守旧说的20世纪古文派儒学人物（领军者如钱穆）高明得多。特别是蒙文通堪称通人，其学问比陈寅恪高明！

陈氏霉于经学及小学。陈寅恪自己承认“两汉三代以上书不敢观”，这不是自谦而是实话。其实陈氏主要只是精通于唐史的断代史家，史学上不算通人。1949年前他的名声是洋人捧起来的，因为他懂多种西文。建国后他曾经以政治原因婉拒出任历史所长，所以有人认为他有风骨。然而政治归政治，学术归学术。陈氏对经学及小学一窃不通。而蒙文通则博通经史，是近代少有的新今文派儒学大师，也是通史家、文化史家。他也因各种原因在20世纪50—70年代被沉埋多年。他的书亦多用古典文言撰写（代表作《古史甄微》、《古族甄微》、《古地甄微》等），文字功夫很深。今日能全部读懂他的书的人，已经不多了。(何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