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说”最早见于《二程文集》程颢《答横渠先生定性书》。其中，面对张载“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的疑惑，明道(程颢亦称明道先生)的答书即成就了道学思想史上著名的《定性书》。《定性书》率先提出了道学“定性”话语，它由性与情、性与心、动与静、定的功夫等话语片断组成一个话语系统。在《定性书》中，明道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性无内外”说和“内外两忘”的定性方法论。

张载的困惑主要在于如何排除外物的干扰，求得内心的宁静。而明道的回答主要落实在“定”上：由定而静，由定而达到“内外之两忘”，由定而达到“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的精神境界。牟宗三先生指出，“张横渠所说的是消极工夫上的问题，是就心之为感性所制约而说。明道之答复是积极工夫上的问题，是就本心性体之自身而说。”（牟宗三，第236页）在明道这里，“定性”最初为一种存养工夫，它的完成能进入一个崇高的精神境界。明道指出：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定性书》）

所谓“定”，并不是指内心寂然不动，更不是指对外物不作任何反映。“定”指心性本体的贞定：心性本体无动静，无内外；不能以静为定，而以动为不定。如果我们以外物为外，那么我们接应外物的时候，难道不就是牵己以随物、随物而动，把自己的本性置之于外了吗？如果本性随外物而动，那么什么又是我们内在的本性呢？我们有意识地排除外物的诱惑，实质上就是以性为外而非内。反之，我们如果以性为内，那么我们又如何去感应外物呢？因此，将性置于内或置于外，都无法做到真正的“定性”；正确的看法应是内外贯通为一，即“性无内外”。只要真正彻悟“性无内外”，内心也就不会随物而动，受到外物的干扰了。既然“性无动静”、“性无内外”，“定性”也就不是针对“性体”自身而言，“定性”所“定”的就是“性之表现”时之心定。（参见牟宗三，第235页）牟先生是基于他的心学立场得出这一结论的，他的理解值得我们深思。在道学初期，明道、张载对“性”的理解固然有所不同，但没有“性体”这一认识，而如果“性”不能定，那么“定性”话语也失去了其存在的前提和依据。其实，把握“定性”说，对于“性”的理解是关键。明道、张载都以“气”论“性”：气禀有善恶，固性有善恶，“定性”就是要使性“定”于至善之性上，心定只是定性之后的外在表现而已。这一点朱子讲得最清楚，朱子对“定性”说的发展也体现在对“性”的理解的深入上。故《定性书》虽以“定性”明篇，而实义则是“定心”。（参见蔡仁厚，第340页）

明道的定性方法主张“内外两忘”，其核心在于排除自私、用智对人心的蒙蔽，提升自我精神境界：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孟氏亦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定性书》）

要使人心不受外物的困扰，必须解除自私、用智的心患。自私是私心，是有我，是内；用智是算计，是有物，是外。由于人们的自私、用智，因而永远无法达到“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的“定”境。这就好比明镜原本虚明，无心无情，不送不迎，物来顺应，可是由于我们有了厌恶外物的私心（自私），挖空心思把镜子反过来照于无物之地（用智），结果当然什么也看不到。明道十分推崇艮卦“止其所当止”的精神，认为，在艮卦卦辞中，“艮其背，不获其身”就是无我，是忘内；“行其庭，不见其人”就是无人，是忘外，它们真正体现了其“定性”理论的真精神——“内外之两忘”的精神。简言之，自私和用智把世界一分为二，世界分割成内和外、我与非我，二者之间不能统一，自然妨碍了我们求道之心，使我们无法摆脱内在欲望和外在诱惑的困扰。因此，只有做到内外两忘，才能澄然无事，澄然无事则能内心贞定，内心贞定则天人合一、一片澄明，内心又怎么还会受到外物的困扰呢？

“定性”的境界，明道称之为“天地”之境、“圣人”之境。他说：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同上）

“天地”之境即“无心”之境：天地能泽润万物，以生物为心，没有任何私意，天地“廓然而大公”，故“无心”。“圣人”之境即“无情”之境：圣人之情，顺应万物而不私偏，没有任何个人私情在内，圣人“物来则顺应”，故“无情”。君子之学，关键在于学习“天地”之“无心”和圣人”之“无情”，即消除个人的私心私欲，消解个我的情感意志，达到“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的“定”境；它实质上就是明道反复倡明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二上）的自然和乐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朱子语类》卷九五）既是《定性书》的纲领，也是明道定性说的理论归宿。

定性话语一旦奠定，《定性书》即成为了理学经典文献，被收入《近思录》（南宋朱熹、吕祖谦编）、《理学要旨》（清代耿介编）、《性理纂要》（清代冉觐祖编）等书，在宋明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后世道学家或心学家都从中吸取营养，阐发自己的道学或心学。在心学方面，明代何祥尝阅性理，得明道先生《识仁论》、《定性书》，好之不忘，遂为批注，著有《识仁定性注解二卷》。《四库提要》称：“祥之学出于姚江，此书所论皆发明心学。”（《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六）明代刘宗周的《圣学宗要》一书，载有周子《太极图说》、张子《东铭》《西铭》、程子《识仁说》《定性书》、朱子《中和说》、王守仁《良知问答》等篇，各为注释。（参见同上，卷九三）在道学方面，仅南宋就有朱熹、叶采叶采在他的《近思录集解》卷二中对明道的《定性书》逐条作注。叶采为朱子的再传弟子，其思想上接朱子。、真德秀等对明道《定性书》作注，且多有创发，极大地丰富了明道定性学说的理论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