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指出，前现代社会的儒学“是与那个时期社会体系相配套的”，“是专制君主选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其主干是经学”，儒学是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三纲六纪”果真是与君主专制相配套吗？

儒家学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代表中华文化最根源的意识，用庄子的话说就是“古之道术”。就孔子而言，它只是以周文自任，既要“删述六经”，更要“垂宪万世”，为中国文化的存亡绝续而继往圣，开来学，本没有什么家，也无所谓什么派。只是顺应中华文化的主流、大流而来。如果强名孔学为儒学，由孔子开始的学派曰儒家，那么儒家所代表的就是中国文化的大流、主流意识。

有的学者为了说明儒学是封建意识形态，一再强调儒学是与君主专制制度相配套的，并引陈寅恪先生言：“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有《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最高之境”。在证明儒学与君主制度相配套时，又将儒学等同与中国文化，又认同其为中国文化的主旨。那么，“三纲六纪”果真是与君主专制相配套的吗？对此应作辩证的分析。

首先，以“三纲六纪”来定义中国文化只是从社会构造的角度对中国文化作的功能主义的解读，并不能反映儒家思想的实质。从中国社会的构造上说，秦汉以下中国君主专制的社会结构是法家理论的产物，而不是儒家的发明。稍具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三纲”之说不见《论语》、不见《孟子》、不见《大学》、《中庸》乃至《荀子》、《易传》等先秦原始儒家的典籍。就流传文献言，最早见于《韩非子.忠孝》。韩非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这种臣下要绝对事奉君上，儿子要绝对事奉父亲，妻子要绝对事奉丈夫的专制主义理论源于法家。

其次，韩非之所以提出这套理论恰恰是为了与儒家所宣扬的尧舜禅让、汤武革命的政治理论对着干。儒家的理论只是君礼臣忠，只是父慈子孝，只是夫妇有别，只是长幼有序，只是朋友有信，孔子何时说过某为某之纲？然而主张君臣易位，尧舜禅让，乃至汤武革命则不乏其人。

再次，六纪即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等六种基本的人际关系确实为儒家所重视。六纪作为六种基本的人际关系，何时没有，何处没有？为什么单单与君主专制相配套呢？事实上，儒家的六纪(严格地说是五伦)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它是为人设计的，而不是为君主专制设计的。如果说“三纲”与君主专制相配套，也不是儒家的功劳，而是法家的创举。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儒学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是事实，但儒学未必与君主专制相配套。严格地说，儒学是儒学，君主专制归君主专制，二者有相互配套的地方，也不乏冲突、矛盾之处。

儒家的理论是为迎合君主专制的需要而设计的吗？

孔子的学说，儒家的理论不是为迎合君主专制的需要而设计的，也不是完全与君主专制相配套的，而是为人而设计的。孔子的学说，儒家的理论归根到底是仁学，仁学即人学。人学就是以人为中心，内彻心性，外透天道，合内外，天人合一的一套哲学说明。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讲，儒学是生活的智慧学；从群己的关系说，儒学是内圣外王之道；从理论立足点而言，儒学是道德的理想主义；从哲学的角度说，儒学是天人性命一贯之道。由此，我们说，儒家理论系统网罗天地，贯穿古今，君主专制没有出现之前，儒家就已经存在；君主专制退出历史舞台久矣，儒学依然存在；完全可以说，只要中华民族存在，儒学就会存在，甚至只要人类存在，儒学就会存在。原因在于儒学是人学，只要人还是人，只要还有人想过正常、理性的生活，儒学就有它的价值与意义。

由于汉武帝以来，儒家成为中国社会最高的指导思想，由是儒家背上封建专制主义或封建意识形态的恶名。中国人之所以有劣根性、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等等坏的、负面的东西之责任全部推给儒家，推给孔子。现代人一方面说儒学不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不过是百家之一家而已，另一方面又将历史的全部罪恶归咎于儒家；一方面说孔子只是诸子之一子，不是什么圣人，更不是神人，另一面又让孔子扛起专制、落后、劣根性等等全部历史责任。这种逻辑上的悖论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之所以一再上演，并不是现代人不懂逻辑的同一律，不过是“逢儒必反”心态作祟或“借孔子说事”而已。这种近似疯狂的心理变态就像一位不肖子孙自己不思进取、一再被人欺侮，不向自己身上寻找原因而是一味指责祖上遗传基因不好一样，恰恰是部分现代人没有勇气面对现实，承担自己历史的责任，完成自己的时代使命，于是将一切责任推给古人了事而已。

儒家的修齐治平是一套政治理论，自然也有天下国家如何管理的理论系统，但儒家的系统不是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一部分人设计的，也不是为君主专制理论设计的，它追求的是“为万世开太平”，不是一家一姓之得失；是“公天下”，不是“私天下”。在儒家理论中，自然没有西方那样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人权等等，但站在孔子的立场，站在儒家的立场决不会反对这些东西。依儒家“天下为公”的理想，依儒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要求，依儒家“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观念，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与儒家的理想不仅不矛盾，不仅不冲突，而且其出现正为儒家所向往。列宁说过：“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为什么不允许中华民族有这种“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儒家自古贯穿着“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的观念，这不仅是民主，而是比民主更优胜的一种观念。众所周知，民主是代议制，而儒家“公天下”观念是超越代议制的一种治理方式。孟子的“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得民心则得天下，失民心则失天下，不是在强调政权的存亡必以民意为基础吗？儒家的“民贵君轻”理论一直是君主帝王心头之剑，常常欲拔去而后快，但这却被认为也与专制皇权至尊的观念相匹配，孔孟复生，何以说理乎？至于老夫子有没有独立的人格，不同立场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论语》、《孔子世家》等进行不同的解读，自然结论不同。事实上，孔子只是“君子坦坦荡荡”，只是“群而不党”，只是“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只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只是“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甚至随时准备“杀身成仁”，他对鲁定公“三日不朝”挂冠而去的抗争，对卫灵公的好色而不好德的批判，对季康子、鲁哀公等君主、执政者的当头棒喝，其人格足以光照千秋！当国君待之以礼时，他展现了他的全幅修养——对周礼事君之仪节的娴熟，这说明孔子不是无理取闹之辈，又怎样会妨碍了孔子的独立人格、意志自由呢？

不能将儒学等同于是封建主义

儒家是中华民族根源意识。它的历史比封建社会悠久，它的命运比封建专制长远，专制君主选定它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不在于它与君主专制相配套，而是借用民意，打儒家的旗号而已。即使儒家为官方意识形态，也不过历史上某一个特定时期而已。儒家学说广大悉备，包罗万象，只是从制度层面解读儒学，不能完全反映儒家的实际，因此我们不得不辩，不能不辩：不能将儒学等同于封建主义，更不能简单地将儒学简约为封建意识形态。（颜炳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