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北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孟子首次被朝廷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后来,宋儒还进一步把《孟子》从子书升格为经书。然而,就在《孟子》超“子”入“经”的时候,学术界发生了贬孟与尊孟的争论。这个争论在两宋之际延续了一百年,直到朱熹写了《读余隐之尊孟辩》,才尘埃落定。

贬孟派以思想家李觏、学者郑叔友和历史学家司马光等为代表。李觏著《常语》批判孟子,李觏指责孟子以仁义“乱天下”,其仁义之说,与纵横家的阴谋、兵家的诈诡,方式虽然不一样,而“乱天下”的结果是相同的,因此孟子是“五霸之罪人”。李觏还指出孟子所说关于舜与瞽叟、象的传说是无稽的“委巷之谈”；韩愈说所谓圣人之道由“孔子传之孟轲”也不符合事实。郑叔友著《艺圃折中》,称孟子“挟仲尼以欺天下”,根本不是什么“贤人”,而是“忍人”、“辩士”,资性轻薄。孟子开口不离仁义,乃是“卖仁义”。在齐宣王面前索要高价,想做大官,玩的是一套“市井贩妇行鬻鱼盐果菜之态”。司马光著《疑孟》,指出孟子是“为礼貌而仕”,“为饮食而仕”,是“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与郑叔友的议论相似。另外,还有冯休著《删孟子》、晁说之著《诋孟》,皆以诋毁孟子为事。

尊孟派以二程（程颐、程颢）、余隐之、朱熹等为代表。二程说: “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又说: “孟子有大功于世。”“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余隐之写了《尊孟辩》,逐条反驳李觏、郑叔友等人的贬孟言论,为孟子辩护。朱熹则写了《读余隐之尊孟辩》,肯定并补充余隐之的观点,进一步尊崇孟子。朱熹称孟子“出处大概”,高不可及。“六经如千斛之舟,而孟子是运舟之人”,没有孟子这个“运舟之人”,舟就无可航行。朱熹认为李觏“不足以窥孟子之藩篱”,郑叔友的议论是“诡僻颠倒”,“好为太高之论以骇世”。

由于二程和朱熹都是著名的理学家,他们的言论影响极大。朱熹的《读余隐之尊孟辩》终结了这场争论,应该尊孟,必须尊孟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后来,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使之与“五经”并列,而且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此后,孟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元朝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在儒门中地位仅次于孔子。

儒家思想是汉以后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而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是如此尊崇,所以即使明太祖朱元璋以皇帝之尊将孟子逐出文庙,也不能改变孟子在全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即使朱元璋令人删去《孟子》大量内容,也不能削弱孟子思想对后人的影响。(钟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