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生活的时代,不仅社会秩序空前混乱,诸侯征伐频繁,而且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儒者在宣扬其学说时常常遭遇论敌的辩论。为捍卫儒学价值,他一方面与杨、墨等诸家学说激烈论战,一方面亲率弟子游历宋、滕、齐、梁诸国,向他们阐述“仁政”主张。在与其他学派的辩论中,孟子展现出了杰出的辩才。“公都子曰: ‘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说: “外面的人都说老师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 “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而辩论啊！”孟子所谓“不得已”,指的是为驳斥异已而不得不与百家相争。孟子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解释道: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从前禹平息了洪水而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猛兽而使百姓安宁,孔子编写了《春秋》而使胡作非为的乱臣贼子畏惧……我也想端正人心,抑制谬论,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荒诞的言论,以此来继承（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

《孟子》一书中有多处孟子与其他学派辩论的记载。他的主张虽然不合时宜,被诸侯视为“迂阔于事”,但他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不仅重视教育,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一大乐趣,晚年还与弟子著书立说,弘扬了儒学价值。

创立儒学体系。孟子学说是对当时中国儒学传统的总结和创新,孟子一生崇拜孔子,认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是第一个对孔子思想予以体系化的人。孔子学说是语录体的,虽然在各个领域都有他的看法,但不太系统,比较散乱。孟子通过艰苦的努力,按照人本主义的逻辑建立了一个体系。孟子学说是较为系统的人学,人学是其全部学说的中心。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动荡时期,孟子的人学思想是当时的道德危机在其学说中的反映。人性善和“四端”说使儒家思想具有了自然主义人性论的深度,从而把儒家学说真正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意识中,从而也把人与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及个体人的自然本性联为一体,解决了个体人的儒化问题。孟子不仅在具体细节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如仁政、王道、四德学说等）。孟子对人性的研究是很深入的。他能将人性的研究和孔子的基本思想协调在一个系统里,他使得儒家学说深入到人性之内（以后各家虽然就人性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它丝毫不影响儒家思想的人性化深度）；另一方面,孟子使儒家思想具有了一种本体论色彩。当然,我们这里所指的人本主义和本体论、宇宙本身,并不是一种标准的西方式的人本主义和本体论,儒家所说的人是道德化的主体,本体论也是从人出发而达到的“天”--“天人合一”。这个体系就是尽心--知性--知天。

孟子对“天”的论述是神秘主义的,对“心”的表述是先验的,对人性的阐明则混淆了人的自然本性和后天塑造的社会性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孟子学说中所体现的思维水平的低层次所造成的。

孟子和孔子一样,在他生活的时代,其学说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弘扬,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孟子的儒学体系,宗教色彩较淡,学术的思辨味较浓--他真正地将儒家学说当作一种学术来加以研究,他对孔子学说始终抱有客观的态度,这一点也是有别于秦汉时期其他纯粹为官僚政治服务的儒家学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