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五十四年，时年74岁的大学士李光地返回故乡（今福建省安溪县湖头镇）。李光地早在康熙九年（1670年）即中进士，历任内阁学士、直隶巡抚，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为官近半个世纪，政绩斐然。著名史学家陈祖武先生称其为“一代创业功臣”。在返乡前，李光地已多次向康熙皇帝提出要“告老还乡”，虽未获批准，但此次返乡之行也隐隐已有荣归之意。

李氏在外为官多年，其间虽不曾在家乡与京城间频繁往来，但也不至于两地消息隔绝。虽然如此，当回到家乡时，看到家乡子孙以及族人的变化，他还是大为震惊，在给地方官的一封书信中他清楚地描述了这种变化。李光地直言，李氏子弟“习气甚庞”，不仅如此，“自家子弟及乡党间习染深重”，甚至“匪类竄籍者亦多”。他虽未直接言明“习气”具体所指，但想来不外乎为当时富贵子弟所惯有的骄奢蛮横之风。

作为从政经验十分丰富的过来人，李光地非常清楚这种风气滋生蔓延的后果。为改变这一现状，李光地亲手订立了一系列“家训”，目前可见的有《戒子孙》《本族公约》《同里公约》等。康熙五十六年，他奉召回朝，仍然放心不下，临行前又订立了《丁酉还朝临行公约》。除此之外，在其文集中，尚有与上述“家训”在内容上高度相似的一系列“箴文”，目前所见有《劝学箴》《惜阴箴》和《诫家后箴》。

在这一系列“家训”及“规约”中，李光地极尽循循善诱之能事。首先，他以极其丰富的人生和政治阅历告诫李氏子孙及族人：“夫世无百年全盛之家，人无数十年平夷之运，兴衰激极，存乎其人。”先辈累积下来的基业不可能成为后代长久的倚靠，并称“吾生七十年间，所阅乡邦旧家，朝著显籍者多矣，荣华枯陨，曾不须臾，天幸其可徼乎？祖泽其可恃乎？”

其次，李光地也自知李氏家族在地方“根衍枝繁，人丁众伙”，且因其在朝为高官之故，家族势力日渐壮大，虽然他一再声称祖业不可倚靠，但其子孙和族人不一定能参透其中道理，从而将他的话语奉为金玉良言，因此他甘冒“刻薄之名”，只是盼望李氏子弟能在“阅世之久”后，“自知吾今日之言，是亲爱之至”。

李光地这些肺腑之言因何会为他带来“刻薄之名”呢？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诸多“家训”，多以道理服人，其中自也不乏类似李光地这样的敦敦教诲，制订“家训”的人也多以自身经验、阅历和眼光，昭示子孙后代，期盼后人在人生发展上事半而功倍。但以效果言之，有些“家训”虽流传甚广，所涉道理光明正大，但对子孙后代的影响却未必一定显著。李光地所制订的一系列“家训”“规约”中，除了循循善诱之外，还辅之以国家律法，甚至是以律法为依托。他声称，“凡再实之木，其根必伤，席荫骄矜，衰落立至”“自今以往，有犯规条，我惟有从公检举，闻于官而与众共弃之，不能徇私庇护”。身居高位而不为子孙族人徇私，严以律法，以普通人情常理论之，也难怪会有“刻薄”之嫌。

然而以李氏子弟而言，其家族聚居安溪湖头（旧称感化里）已“十有余世”，俨然成为一个大家族，且族中又出了李光地这样一位高官，无形中已“泽被”众人，以致“不类子弟”日众，对于此种情形，李光地在教诲之余，辅以律法，甚至放出与其一代理学大师身份极不相称的“狠话”，称“尔不为吾惜名节，吾岂得为尔爱身命”，并直接告知子孙族人越界行为的严重后果，“国宪有严，亦必不尔宽也”，这些警示话语至今读来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犹回响在耳。

就这样，以教诲为先导，以律法为依托，李光地的“亲爱之言”一代代流传下来，在今日的安溪县湖头镇，李光地故居几乎是所有参观者的必选，在故居建筑林林总总的展示品中，以李光地制订的一系列“家训”为内容的展示牌最为醒目，细细阅读，认真体会，人们可以从中获取关于治学、处世、理政的诸多经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的“家训”展示牌，大多出自李氏后人之手，一代理学大师的人生经验及其传承显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