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社会大转折之际，终有深谋远虑之贤者，以自身持家、修身、从政经验为鉴，敏锐察觉到士族大家文教不下世俗的不足。此即袁采立言之根本，也是他与朱熹等理学家的不同之处。《袁氏世范》后序中，开篇指出：“近世老师宿儒，多以其言集为语录，传示学者，盖欲以所自得者与天下共之也。然皆议论精微，学者所造未至，虽勤诵深思，犹不开悟，况中人以下乎?”袁采则不同，他寄望“田夫野老，幽闺妇女，皆晓然于心目间”。读者群体是普罗大众，因此点校者李勤璞先生评说此书行文“浅显而直率，普通乡间不识字的人也能懂”。这部书起初拟的名字是“俗训”，就是论“世俗事”，内容超过一般家训的范围。但其同僚刘镇(1110—1165年)读罢，称赞此书“岂唯可以施之乐清，达诸四海可也;岂唯可以行之一时，垂诸后世可也”，于是在代序中名之为“世范”。

《袁氏世范》全文共三卷，第一卷“睦亲”谈的是如何认识和对待各种亲属关系，第二卷“处己”讲为人修养和处世交际的问题，第三卷“治家”则讨论具体处理家务的办法。全文以语录的体例完成，每卷之下分条目叙述，其中间有案例记载和古谚引用，行文简短明快。传世宋刻本各条的页眉有后人添加的识语概括要旨。后来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刊行的《知不足斋丛书》刻本中，这些识语便作为每一条的标题存世。

卷一“睦亲”从父子兄弟“不和”谈起，以后人所识的“性不可以强合”为第一条，顺序谈论了父子、兄弟、儿女、共居、分业、宗亲、结亲、遗嘱等事项和关系。将“睦亲”放在“处己”之前而列于文教训导的首位，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人本质的深刻、辩证的理解。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驳斥庸俗人性论时所指出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的出发点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关系及由之所决定的个性的多样性。《袁氏世范》开篇的两条“性不可以强合”“人必贵于反思”，特别强调了由亲属关系带来的对个体异质性的尊重和对人际关系反诸己身的思考。本卷前半部分论及“慈孝”“宽容”“处忍”“诚笃”“爱憎”时，都分别以父子、长幼换位思考，说理得当，譬喻精到，而后半部分具体的“爱惜子孙”“长幼贵和”“相处贵宽”等说教和对教养、立嗣、收养、嫁娶、立嘱等方面的建议，以深思熟虑的人际分析，落实了对家庭和睦周全而负责的态度。读罢此卷，虽无一字提及个人修身养性，却能体味作者教化民众的苦心。

由此以及卷二“处己”，作者把对“自我”的修为放到亲属关系乃至社会关系之次。如果说卷一完全是在社会关系中为人性作合理的定位，卷二则是审时度势，议论现实的人生百态。日本史学家，专攻唐宋社会史的大泽正昭以“现实主义”指称袁采的思想脉络，大抵来自于此篇中透露的观点。《袁氏世范》在解读人的天赋和命运时，认为人“智识固有高下”，“富贵乃命分偶然”，“操履与升沉，自是两途”，而天资“各有所偏”，性行“虽有所短，必有所长”。此论与西方政治传统中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主义”有殊途同归之妙，但更是卷一所叙述的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在个人禀性上的反映。基于以上对人性的综述，袁采提出了关于处己、待人、接物、处事、言语、为人、用度、施受、为官的一般原则。此卷叙述颇多征引古圣贤语，又常贯以譬喻例证，下笔生动明快，令人手不释卷，最适合引以为修身之诫。

卷三“治家”，顾名思义，多是以家长的角度出发，对治理家庭事务的经验总结。概括起来，这一部分大致分家宅、奴婢、田产、债务、赋税、营造等主题。与前两卷对中国宗族制度、人伦观念作社会的考察有别，第三卷集中反映了袁采所处时代与地域生活的特征。如论及家宅防盗防火时，作者充分考虑了对邻保制度的利用，提出睦邻里以防不虞的主张;至于雇佣婢仆，则从人伦、乡土、契约等多方面考虑，审慎述其经验;对分割田产、借贷纳税等经济事务，更是穷尽案例，从细节上推敲各种处理方法的利害，以提供最全面详尽的治理方法。其中对牙保(中介人)、揽户等行为的分析，大抵来自于知县任上处理的民间诉讼等事务，对过度投机等行为，提出了防御的办法。行文如此严密理性，无怪乎袁采能够在三任知县上都取得美誉，在乐清县和政和县更是被列入名宦祠中，受到后世百姓的供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