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如耸立的双峰统领群山,共同构筑了灿烂的华夏文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然而,中医这个传统文化的特殊成分,无论在朝在野都盛行不衰。

儒家谈天命,倡“生死有命”。史载宋英宗年间,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啼,邵惨然不乐。客问其故,答曰: “洛阳旧无杜鹃,今始有之,是皇上将用南人为相之征兆,更多起用南人,专务变法,天下自此多事也。”客不解,邵曰: “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春秋》书‘六鹢退飞’、‘鸲鹆来巢’,气使之也。”他们认为自然规律决定社会人事,“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

道家讲天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认为天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主宰者。修道的目的在得“至真之道”,即达到顺应自然﹑与天合一的境界,以至无生无死,亘古长存。传说轩辕时的广成子,居住在崆峒山的石室之中,黄帝曾向他请教“至道之要”,广成子先是不予回答,过了三个月,黄帝再来问“治身之道”,广成子告诉他说: “至道之精,杳杳冥冥。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心净心清。无劳尔形,无摇尔精,乃可长生。……与日月齐光,与天地为常,人其尽死,而我独存焉。”提出“守一”、“处和”的修道原则。其用此法修身,至一千二百岁,容颜未尝衰老。后授黄帝《自然经》一卷。“仙道贵生,无量度人”,道教终极目标是身与自然化合为一。

中医学在天人关系上,融合了儒、道,不仅认为人体本身是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和社会也是个有机整体（“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首先,中医认为人的生理与自然是贯通的。《黄帝内经》里认为心是君主,统率一切心身现象。心以下由肺、肝、胆、膻中、脾胃、大肠、小肠、肾、三焦、膀胱组成,他们分别为相傅、将军、中正、臣使、仓廪、传导、受盛、作强、决渎、州都等官员。

其次,疾病与人的社会角色相关联。中医认为由于个人所处环境不同,政治经济地位不同,身心机能和体质特点就会出现差异,进而导致病因病性上的差异。《医宗必读》云: “大抵富贵之人多劳心,贫贱之人多劳力；富贵者膏粱自奉,贫贱者藜藿苟充；富贵者曲房广厦,贫贱者陋巷茅茨；劳心则中虚而筋柔骨脆,劳力则中实而骨劲筋强；膏粱自奉者脏腑恒娇,藜藿苟充者脏腑恒固；曲房广厦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难干。”

第三,在养生防病中顺应自然规律,在治法上遵循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素问》告诫曰: “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

最后,中医学在生命健康、疾病的问题上不仅着眼于人体自身,而且重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体的各种影响,故而对医家提出了极高要求: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